“阳刚之气”是性教育的“良药”？

各部委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提案的答复常常引发社会争论。 2021年至今，有两个热门话题：培育“男子气概”和“解放计划生育政策”。

关于“男子气概”的讨论源于1月28日教育部官网对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复。该提案题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回复中提出“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男子气概’。”

教育部回应《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建议》（来源：网络截图）

自此，舆论开始两极分化。 一些声音谴责“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议反映了性别刻板印象； 其他人则认为“男孩应该看起来像男孩，女孩应该看起来像女孩”。

从性别意识和性别平等延伸出来，背后是人们讨论多年的性教育。 “男子气概”争议再次引发人们对性教育的担忧。 然而，社会学、性教育专家、校长、教师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的实际情况是，每次有新闻事件传出，性教育都会被重新审视，然后就不断被搁置。 现实中很难前进，甚至会出现某种倒退。

《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57%的大学生从未与父母谈论过“性”。 在大学层面，只有52%的学生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

1 性别“盒子”从小就存在

“缺乏性别平等视角。”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组长刘文利看到提案后的第一反应。 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只要你觉得是坏事就“防止”。

但她并不感到惊讶，并表示性别刻板印象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 比如，人们常常用魁梧、勇敢等词语来赞美男性，而温柔、细心则是“女性应该具备的特质”。

2004年3月18日，杭州首个小学性教育班试行，男女分班。 第一次接受性教育的女孩显得很害羞。 （来源：视觉中国）

成都中学教师杨蓉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她曾经对学生做过的一次实验。 她首先向学生们解释了男女身体上的差异，然后让学生们写下：“你欣赏什么样的男孩/女孩？他们有什么特点？”

写完后，让学生区分黑板上哪些词是男女通用的。 最后，学生们会发现，一般情况下，唯一不能被一种性别同时拥有的生殖器官就是阴道、阴茎等生殖器官，而勇敢、力量、温柔、善良等特质并不是男孩独有的。或女孩。

也有反例。 一些学校的性别教育开设了一系列专门课程，供男孩和女孩分别选修，似乎是在培养“男子气概”和“淑女气质”。 成都一所学校因开设女生编织、男生制作火箭的特色课程而受到舆论批评。 还有的学校，男生学习攀岩，女生学习插花……虽然性教育实施缓慢，但在批评声中，类似的课程仍在增加。

成都草堂小学校长付进在学校开设“快乐朵纱”课程（来源：红星新闻）

直到最近，广东中山市有一所学校开设了男生学舞龙、女生学龙绣的课程。

中山市教育局科研处处长冯继友曾到该校对教师进行性别平等教育培训。 他表示，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

冯继友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妇女儿童工委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项目专家、广东省性别平等教育专家组组长。 他表示，性教育如果缺乏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就会误入歧途。 比如，临近假期，有的学校总是告诉女孩子“不要穿太暴露的衣服”。 这种将性骚扰、性侵犯归咎于受害者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客观上既有“男性青少年女性化”，也有“女性青少年中性化”。 杨蓉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她说不想穿女生校服，想买男生校服。

冯继友在校举办“性别被塑造”专题讲座（来源：网络）

然而，传统教育存在着固有的性别差异。 在家庭中，父母一般很难接受男孩喜欢洋娃娃，女孩喜欢玩具枪。 刘文丽认为，这是为了限制孩子基于性别的选择，剥夺他们发展兴趣的一些可能性。

再比如，如果男孩哭了，被人说“男孩怎么能哭呢？”就制止建议明确中学性教育课时安排，也会影响男人正常情绪的表达。

《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显示，女孩在6岁之前就形成了与智力相关的性别刻板印象，她们会认为男孩更聪明，女孩不那么聪明。

“很小的时候就把自己束缚在性别框里，这会影响未来的发展。” 刘文丽认为，男女之间的天然差异并没有那么大，更多来自于社会建构，以及孩子吸收的一切来自周围环境的信息和信息。 与他的互动有关的因素会影响对性别的认知，包括对自己性别的认知和对另一个性别的认知。

刘文丽致辞（来源：爱与生活研究组）

结果，刘文利和冯继友在教师培训中都发现，教师本身的性别刻板印象相当突出。 例如，人们自然认为女孩的数理化较弱。 有些老师也会觉得很难理解，男生怎么能像女生一样说话那么轻柔，那么容易哭泣。 此时，冯继友将为老师们详细讲解社会性别理论，帮助他们了解性别气质的多样性，从而认识到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传统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只是程度不同。 。

“我们不能依赖固定的观念，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育。” 冯继友说，“教师也需要性别平等的思想启蒙。”

2 教材多次引起争议。 男女生性教育课程分开授课，这本身就是教育中性别平等意识缺失的表现。

刘文丽经常被邀请到北京中小学讲授性教育知识，并经常被要求为男孩和女孩分别讲课，但她常常拒绝。 “男生不应该知道女生的月经吗？如果女生知道男生遗精怎么办？” 刘文丽问道。

对于性教育课程教材和阅读材料，南方周末记者试图查阅公开信息，但发现披露的内容很少。 刘文利主编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以下简称《性健康教育读本》）也已下架。 该教材于2010年出版，截至2017年，北京18所民办流动子弟学校将其作为校本教材。

刘文丽教孩子们（图片来源：爱与生活研究组）

成都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胡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找不到性教育教材的信息很正常。 因为课程必须在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大纲上才有配套的教材，而且必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课程大纲来编写。 “没有学校把性教育纳入课程。” 胡震说道。

刘文利主编的《性健康教育读本》只是一本校本教材，但却引发了多次讨论。 她介绍，性别平等是贯穿《性健康教育读本》的一个重要教育问题。 一至三年级从性别、性别平等、性别三个方面入手，涵盖家庭劳动、人格特质、职业选择等热点话题。

六年级会涵盖“性取向”内容，比如同性恋、双性恋等，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同样的发展机会，应该受到公平对待。 正是这一部分在2019年1月被传为宣扬同性恋并引发舆论。 目前，刘文利正在根据主管部门的意见进行修改。 她认为没有迹象表明可能的重印时间。 不过，有些内容还是被保留了。

《珍惜生命》系列引起的读者争议，将刘文丽及爱与生命研究组推上了风口浪尖（来源：爱与生命研究组）

2017年，这本书因涉及“阴茎”、“阴道”等性科学术语，被家长批评“篇幅过大”。 在今天的修订中，有关部门允许保留这些生殖器官的科学描述，但不允许保留“同性恋”。

但这个保留已经是进步了。 早在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美美撰写的性教育教材《成长的脚步》就引起了更大的舆论风暴。 教科书中的阴茎插入阴道的图片被公开。 有人批评“小学课本很前卫，教学生性交知识”。 教材全部撤回，北京性教育试点全面停止。

同样是在2011年，上海还上架了第一套中小学性别教育教材《男孩女孩》。 不过，也有相当多的学者批评这本教科书本身就含有性别刻板印象。 杨锐，博士纽约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这本书“将冒险与男孩联系起来，将其视为男孩的天性或需要培养的特质。”

南方周末记者对比了这本书的家庭版发现，书中用了“充满好奇心”、“保护弱者”、“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一切”等词语来描述，并要求男生鼓励自己成为男人。 对于女孩，书中塑造了“小公主”、“小棉袄”等形象，认为女孩的优点包括美丽、善良、温柔等。冯骥友也批评，书中仍然强调男孩子好在理性活动上，而女孩则更加感性，缺乏社会性别理论的支持。

不过，这套教材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与近十年来“男性气质”的理念是一致的。

刘文丽在讲座中（来源：爱与生活研究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文丽尝试出版《性健康教育读本》时，出版商表示必须在性教育中间加上“健康”二字才可以出版。 现在，大多数学校在开展性教育课程时，也称之为“性健康教育”。

中国的性教育一直是在这种隐瞒中“前进一步，后退一步”。

尽管没有《性健康教育读本》，北京大兴区一所流动儿童学校校长沉桂香仍坚持推广校本性健康教育课程。 小学有六个年级，每学期有6个班。 她所在的学校认为，流动儿童更迫切需要性健康教育，因此对于推进课程并没有太多顾虑。

3 “老师可能无法清楚地解释性教育”

开课时，老师不一定能把性教育讲清楚。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性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普遍提出了这一担忧。 现实情况是，没有固定的课时，性教育往往被纳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中。 体育老师如果教健康教育就太不专业了。 在很多学校，校医或者心理老师都会负责一些健康教育课程。 连健康教育课的课时和师资都很难保证，更不用说性教育了。

沉桂香所在的学校推行性教育已有十多年，但仍没有专职教师。 语文、数学等主干学科教师自愿报名参加性教育师资培训，轮流开设性教育课程。

高校教师专业不会教这些未来的教师如何教授性教育课。 11年前，胡震在四川省高校中率先开设辅修性教育课程。 当时，她从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辅修课程的教学计划中了解到。 首都师范大学于上世纪末开设了该辅修专业，并荣获教育部颁发的“教学成果一等奖”。 但由于中小学性教育课程缺失、相应师资缺乏、学生缺乏就业出路等多种原因，这一辅修专业已关闭多年。

胡震是四川高校中第一个在成都大学开设性教育辅修专业的。 也是国内大学师范专业中唯一辅修性教育的专业（来源：网络）

成都大学性教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师范生，其中不少是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 陈玉梅就是其中之一。 她获得了性教育结业证书。

对于颁发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书的原因，胡震解释道，“因为目前教育部公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中没有性教育专业，也没有专门针对性教育的学科。”教育教师。”

陈玉梅目前在一所学校担任德育老师。 至于性教育，她能做的就是想办法将性教育内容纳入思想政治课。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男女之间确实存在性别差异，但在谈到家庭分工时，她不会刻意强调母亲必须做的事情，而是传达分担家庭责任的教育理念。 。 陈玉梅和杨蓉都坦言，性教育一线教学最大的问题是教师。 “心理老师也没有任何性教育专业背景。”陈玉梅说。

陈玉梅在青鸟论坛上向老师们分享了《性教育，自然对话——小学为何要进行性教育》的话题（来源：网络）

对于杨蓉来说，如果她想成为一名专职的性教育老师，首先学校必须允许这样的平台，其次必须提供上课时间。 另外，在职称评定的时候，也就是在教师的发展道路上，一定要有一条可以走的路。

现实是，无论社会呼声有多大，性教育始终只是学校的边缘学科，真正懂性教育的老师往往得不到太多关注。 归根结底，整个教育体系没有一个对性教育的评估机制。

4.性教育促进审视他人。 不进则退。

即使在地方教育行政系统内，也很少有专门负责性教育相关工作的部门。 冯继友所在的中山市，性教育工作由市教育体育局下属的卫生院监管。

刘文利梳理了教育部性教育工作归属的历史变迁。 1988年开始，当时的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设立人口教育司，负责开展中学人口教育工作。 当年8月24日，原国家教委、计生委联合下发《关于在中学开展青少年教育的通知》。 通知中的“青春期教育”实际上指的是性教育。 发育期从青春期开始，相当于当时的中学时期。 小学没有性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规定的儿童权利包括儿童性权利，主要体现为儿童的性健康权、性教育权和隐私权。 （来源：网络）

那一年，刘文丽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刚刚进入性教育研究领域。 国家教委的这份红头文件让性教育研究人员兴奋了一段时间。 三十三年过去了，刘文丽却觉得学校性教育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

“中国的青少年教育长期处于道德教育的掌控之下。” 刘文丽说道。 当时，德育工作归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管辖。 2011年，教育部发布了国家课程课程标准，包括《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年发布了《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在健康教育中，有一些与性教育有关的内容，但非常有限。

但早在这之前，2008年，教育部体质健康与艺术教育司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也涉及到性教育的内容，尤其是青少年性教育的内容。身体发育。

2011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出台后，体育与健康课实际上合二为一。 “大部分课程标准都是关于体育的，健康内容很少。” 刘文利分析，“与2008年《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内容相比，健康教育减少了很多。”

2020年10月，性教育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将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适龄性教育”。未成年人。” 这被许多性教育研究者视为性教育发展的里程碑。

《家庭教育法（草案）》自2021年1月27日起在全国人大网站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月25日（来源：网络截图）

但刘文丽并不乐观：“如果法律得到执行，任何不开展性教育的学校都是违法的。那么就应该有人追究校长不开展性教育的责任，但我很难相信任何学校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校长将追究相关责任。”

即使开课，学校也能凑合上一两场专题讲座。 “性教育能否在学校继续下去取决于人和校长。” 胡震坦言。

冯继友还表示，尽管政策不断出台，但学校和教师在推广性教育方面并不积极。

不过，冯继友提到，在一次培训中，他遇到了成都一所让女生织毛衣的学校的校长，他们聊了很多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话题。 校长表示，受到舆论批评后，学校也做了很多反思。 后来她去芬兰留学，发现那里的中小学也开设缝纫课，但男生和女生一起上。 现在，她的学校已成为四川省性别平等教育试点学校。

聚光灯之外，改变与坚持似乎正在不同的角落悄然发生，但进展却有限，因为如履薄冰。 成都女孩想穿男孩校服，最终没能实现她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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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南方周末

排版| 卢培源

愿景丨李敏惠

校对丨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