倩女离魂：一部结局圆满却散发悲剧味道的元代杂剧

女主角张倩女与男主角王文举是一对未婚夫女，王文举进京赶考途中，拜访了张家，倩女与文举一见倾心，但张母却以“本家三代不招收便衣进士”为由，要求二人以兄妹相见。

柳亭别后，倩女思念成疾，身体卧床，灵魂却跟随文举来到京城，文举考中状元，带着倩女灵魂回国，回到家后，倩女灵魂与身体合二为一，张母为二人设宴迎亲。

由于结局是圆满的，《倩女幽魂》并不是一部大众意义上的悲剧，但读完整篇小说，我还是觉得它充满了悲剧的味道。

这种悲剧感主要体现在女主人公张倩女的身上，而这种悲剧感并不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能够掩盖的。

京剧《倩女幽魂》剧照

中国美人的悲剧

在封建社会，无论是选择婚姻，还是解除婚姻，女性总是缺乏主动权。一般来说，妻子都是由男方用聘礼买来的。即使没有聘礼元杂剧四大悲剧，只要有约定，也算是“有约”。如果女方反悔，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元朝法律明确规定：“凡已许女出嫁，已报婚书而私约，或已受聘礼而反悔者，处以笞刑三十七下；若答应他人而娶，处以笞刑四十七下。”（《元史·刑律》）

但法律却默许男方随意反悔婚姻，《元史·刑法志》载：“男方若反悔婚姻，不受刑罚”，但“聘金不予追缴”。

所以，对于剧中的中国女孩来说，不管王文举长得什么样子，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哪怕他是一个流氓，她也得嫁给他；但王文举可以回心转意，解除婚约，而且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幸亏王文举是个品行端正、性情温和的男人，倩女对这个未婚夫十分满意。用她自己的话说：“他是头戴直帽、衣着轻便的青年，我是披绣花披肩、驾着豪华马车的绝色女子，才貌双全，真是绝配。”

但这也是不幸的，正是因为这份爱，才让倩女在日后艰难地对抗各种“考验”，甚至弄得遍体鳞伤。

这项“考验”首先来自于母亲。在张母看来，倩女的婚事是维护家族利益的政治行为，必须恪守家规。因此，她强调“三代不嫁白衣书生”的原则，无论倩女如何反对、如何抱怨，都无法动摇。

爱情被母亲压制，倩女对已爱上的王文举也抱有怀疑甚至恐惧。她担心王文举考中科举后贪图富贵再嫁，便在折柳送别时小心翼翼地告诫他：“哥，得了官，不可受鞭打”；“哥，不可有上头，无下头。”

这话几乎是哀求的语气，她的担心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少女的怀疑，更是封建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

倩女幽魂的第一种悲剧感来自于订婚，这场订婚，她任人摆布，虽然意外收获了爱情，但她“前怕狼后怕虎”，看似有幸福在那里，但距离触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柳亭诀别后，倩女心碎，忧心忡忡。她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家中等待，忍受思念王文举的痛苦，到最后，也许王文举会嫁给他人；二是留在文举身边，守护爱情。但显然，后者是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

面对情与礼的冲突，纠结的倩女选择了一条“妥协”之路：身体继续留在家里，耐心等待；灵魂却追着爱人远去。

从“离魂”这一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倩女对于爱情的主动追求，最终并没有落入与外界的冲突之中，而是表现在她自身性格的冲突上——一个是被现实束缚、向封建礼教低头的肉体；一个是勇敢挣脱、自由追求爱情的灵魂。

但见倩女幽魂跟着自己来了，王文举却不由得大喜，皱着眉头骂道：“古人云：‘订了婚就做老婆，逃了就做小妾’。老娘答应了亲事，等我得了官，咱们就成亲，你却不好好办事？你私自来，简直有损道德，这话怎讲得过去？”

这番尖酸的斥责犹如一盆冷水，浇灭了倩女的热情。她只能怯生生地说：“我是真心实意的，不是吓唬你，我已下定决心。”即使科举失利，她也愿意“与夫君同床，粗犷简朴，永不戴刺簪，不穿麻衣。”

与此同时，她那被封建礼教牢牢禁锢的病弱身躯，依然在焦虑与期盼中挣扎。她视王文举为自己的“一切”：“他若来，胜过请扁鹊、陆毅。”她食欲不振，精神恍惚：“时而飘渺忘魂，时而娇柔用身，时而浑浊不识世事。”当然，她也有不断的疑虑与担忧：“他若得了官，岂不娶妻，若老了，岂不羞愧回乡。”

一方面，恋人的灵魂要面对爱人的道德谴责；另一方面，受到压抑的肉体要在无尽的思念和极度的恐慌中走向毁灭的边缘。

虽然她的灵魂最终战胜了文举的犹豫，与他生活在一起，但却是以人格分裂为代价的，在那光辉的灵魂背后，是她饱受折磨、凄惨的肉体，这也是倩女的第二场悲剧。

肉体与灵魂的分离，使现实中被压抑的小姐的欲望通过梦魂的形象传达出来，表现出封建社会女性对自由、幸福的向往。这一手法在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中得到发扬。

倩女幽魂跟随温居三年，最后随他归家，此时幽魂与肉身同时出现，吓得众人心惊胆战。

张母指着那亡魂大叫：“这肯定是鬼！”文举也忘了多年的恩情，举起剑喝道：“小鬼，你是哪里人？你老实说！再不说，我一剑把你砍成两截！”

这样的情况下，倩女幽魂平静地走进闺房，与病床上无法叫醒、无法回应呼唤的“半死美人”融为一体。两个倩女至此合二为一，并最终以“五花官诏、郡主夫人”的身份，获得了世人认可的姻缘。

肉体与灵魂的结合，看似化解了一切矛盾，但归来的倩女却必须忘却肉体所受的委屈，独自治愈破碎的情感，看似圆满的结局，却隐隐透着一丝悲伤与苦涩。

倩女的灵魂曾经得到过释放和自由的追求，但最终她为了获得亲人的认可和丈夫的接纳，选择了回归。她回归了肉身，也回归了封建礼教控制下的自我。这其中隐含着多少的妥协和屈服？这是她悲剧性的第三种意义。

虽然是逃避现实的梦想，但最终还是实现了。然而，当王文举拔剑指向倩女的灵魂时，他在这场婚姻中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没有别的办法，他已经中了状元，有了官职，倩女的梦想也因此得以实现。

悲剧过程圆满结束：元代戏剧常用的手法

比如《酒肉赵元遇上皇上》中的赵元，是一个爱喝酒的穷小子，屡遭妻子和岳父岳母的打骂，又遭情敌的陷害，历尽千辛万苦，但最后却意外遇见了微服私访的宋太祖，并幸运地升官加官。从才华横溢却不被赏识的伤心到立下大功的喜悦，类似的剧作还有《冻龄苏秦锦衣还乡》《说说专诸与吴元吹笛》。

再如《包黛志巧察蕙兰》中的张海棠，身为妾，丈夫被大夫人毒死，儿子被大夫人抢走，受尽屈辱。最后遇到包公这样的清官，为她平反。从受冤枉的难过到平反的喜悦，类似的剧还有《窦娥冤动天地》、《包黛志三察蝴蝶梦》、《叮叮当当盆鬼》。

再如《西厢记》中的才子佳人，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也受到封建礼教的重重阻碍，最终张生考中科举，有情人终成眷属。从被迫分离的悲伤到夫妻团聚的喜悦，类似的剧作还有《怨妇拜月亭》、《风雪吕蒙正破窑记》。

《西厢记》剧照

无论是才子佳人圆满结局，还是历经波折终于得偿所愿的悲剧人物，最后都难以摆脱“团圆”的窠臼。正如王国维在总结古典戏曲小说的结构模式时所说：“吾民族精神是世俗的、乐观的，所以代表其精神的戏曲小说也都是乐观的：始悲终喜，始别终团聚，始困终富贵。若非如此，则难令读者满意！”（《红楼梦》评论）

种种大团圆结局，形成了元杂剧悲喜交织、苦尽甘来的结构格局，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与我们的历史传统、时代背景、心理期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窦娥冤》剧照

元杂剧为何形成“悲剧过程+美好结局”的格局？

首先，从观众角度看，团圆结局符合传统审美和欣赏习惯。

鲁迅曾说：“大概中国人深知现实生活的缺点，但又不愿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就会出现‘如何补救这些缺点’的问题，或者必然会烦恼而不得不改进，这样就会把事情弄得很麻烦。而中国人不喜欢麻烦和无聊。现在如果把生活的缺点写在小说里，就会使读者感到不愉快。所以历史上没有团聚的人，在小说里往往团聚了，没有得到报应的人得到了报应，相互欺骗。”（《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现实也许没有那么绝对，但这段话确实描述了中国观众偏爱团聚结局的心理特征。

元朝时期蒙古人的高压统治或许让元朝人的这种心理特征更加强烈。现实已经够残酷了，谁还想进青楼看一场悲情大戏呢？所以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有转机；遭遇不公的时候，总会有天意；即便生死相依，也总会有梦中重逢，给观众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京剧《倩女幽魂》剧照

其次，从作者的角度来看，美好结局是他们在文学世界里建构的理想。

元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几乎与妓女、乞丐平起平坐，留下“八妓九文人十乞丐”的俗语。现实的残酷，激发了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改造世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幸福的人不会幻想，只有感到不满的人才会幻想。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是对不满足的现实的修正。”（《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

因此，无论戏剧的开头多么残酷，情节冲突多么激烈，作者最终都会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结局，以完成对现实的想象斗争，治愈屡遭挫折后的心理创伤。

有时候，美好的结局可能比剧情的发展更重要。比如《倩女幽魂》中，为了实现“才子佳人”最终的美满婚姻，作者不惜把剧情打入包办婚姻的老套路，不惜让女主灵魂私奔，付出人格分裂的代价，而男主则轻松通过科举，光荣归来。你看，只要结局是美好的，无论剧情有多么离奇、多么偶然，都是可以容忍的。

最后，团圆结局也受到传统因果、惩恶扬善观念的影响。

“商人罪孽多，天将降大任。”——早在《尚书》中，就有明确的因果观念。

汉魏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说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普通人缓解心灵痛苦的“法宝”。

元杂剧中有很多直接宣扬因果报应的剧目。“劝人孝顺，天必报应。”（《杨德先妻杀狗劝夫》）“胜败虽难料，但要知道因果报应是明确的。”（《宝黛志陈州卖米》）“只有这样，你才能相信，善恶因果会如影随形。”（《冯玉兰月夜江中舟上哭》）

旦儿说：“作品的创作，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元杂剧中，悲剧的过程是“周围的风俗”，圆满的结局是“时代精神”。当人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时，至少可以通过戏剧，构建一个虚幻而美好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