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变革逻辑与发展进路探究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转型逻辑与发展路径

发表于《理论圈》2023 年第 11 期

关于作者

刘海江，1976年3月生，湖南邵阳人，200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获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韩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概括

费尔巴哈在直观唯物主义哲学中从现实的人出发，把国家看作人们之间知识和能力相互补充的产物，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领域。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过程中，通过“差别活动”的命题，把国家看作人们之间在利益和活动上相互补充的关系，首先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命题，发现了国家在形式和物质两个不同层次上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一命题不是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而是在改造费尔巴哈国家观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哲学原理。后来，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物质生产劳动的深入研究，把实践活动作为能动原理从社会历史领域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第一次建立了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列宁在论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时，曾提出著名的“两个转变”说，即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1]仔细分析这两次转变，前者是哲学思想的转变，后者是历史观的转变。但这两次转变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哪种转变更根本？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只有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才能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然而，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解读，笔者发现，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型首先是在政治哲学即社会历史领域中实现的，随后在思想探索过程中转向唯物主义哲学，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结论，实现了对传统西方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要理清这一点，我们从对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费尔巴哈哲学说起。

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因遇到“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困难”这一“苦恼问题”而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在著作中突然大量借用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体现出明显的人文主义特征。这表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明显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启发。但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何种性质的影响呢？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并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还是直接接受或改造了费尔巴哈对国家问题的认识，从而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呢？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确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结构。

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唯物主义，而是称之为“人本主义”，即“新哲学把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界作为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把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作为普遍科学”。[2]这其中蕴含着费尔巴哈哲学的特殊切入点，即他把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建构基础。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现实的人具有双重作用：一是他以感性的人批判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目的是把作为思辨哲学基础的绝对精神转化为具体的人的精神，并进一步从人的被动性和有限性中导出自然界是人的基础，从而建立以肉体为媒介的唯物主义哲学。二是在把抽象的精神还原为人的精神的同时，又把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关于上帝的各种属性还原为人的精神不同属性的体现，从而实现对宗教的人本主义批判。 后者也是费尔巴哈哲学最重要的贡献，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的最终结论是“宗教和教会的地位被政治所取代”〔3〕，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对宗教和教会的批判的最终结论，就是用政治国家来代替它们的地位。

但是，当费尔巴哈试图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建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时，他并没有用现实的人来统一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自然与历史两个方面，这是因为他把肉体的人与精神的人，即身体与精神的关系割裂开来。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费尔巴哈重视人对自然的直观反映，反对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4]他甚至认为，在实现了对宗教的人本主义批判之后，“地狱的位置被物质需要所占据”。[5]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既存在着直观认识的精神关系，又存在着现实改造的物质关系，但他却觉得后者是低贱的，前者是高贵而美丽的。这说明费尔巴哈哲学整体上仍然陷在旧唯物主义的泥淖里。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在于，虽然承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在认识论问题上还停留在抽象的直观反映的层次上。这不仅不能正确解释人的认识与物质世界的关系，而且也不能把唯物主义的原理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是不能用对物质世界的直观反映来解释和建构的。

在社会历史领域，费尔巴哈试图用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关系来代替黑格尔哲学中先验地设定为整体的绝对精神。黑格尔把国家理解为整体伦理精神的实现。[6]费尔巴哈认为，“在国家中，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人，一个人补充另一个人——我不能做的，我不知道的，别人能做的。”[7]换言之，费尔巴哈把国家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关系，国家在这种互补关系中表现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存在于世间的现实的神。但是，费尔巴哈在把国家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关系时，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和现实的实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而只能从知识、能力等精神方面的互补关系来理解这一切。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黑格尔把国家理解为一种神秘的伦理精神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把国家理解为一些个体精神互补的产物。 但无论是整体的绝对精神，还是个体的精神，都是抽象的、缺乏现实源泉的精神，因此，费尔巴哈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窠臼中。

那么，马克思是从哪些方面追随费尔巴哈开辟的道路的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出结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神学的批判，他要“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指出，自己是从费尔巴哈的政治哲学，也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的。正因为如此，一些研究者往往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部不成熟之作，仍然陷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窠臼中。他们忽视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哲学的道路，开始进行思想探索的时候，他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最终的结果是，用政治国家代替宗教和教会，但他对政治国家本身却不加批判，甚至把政治国家称为现实世界的“上帝”。马克思则相反，他认为宗教异化只能是现实异化的结果，因此他从一开始就要批判国家本身。正因如此，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哲学的黑暗出发，最终走向彻底唯物主义的光明之路。下面我们看马克思是如何沿着费尔巴哈的道路走下去，却又克服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的。

二、“差别活动”与唯物史观的初步确立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主要著作，是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影响下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部分进行了批判。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精神的最终实现，并知道自己就是这种实现。但伦理精神原本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这种精神要实现自身，必须将自身分解为各种不同的环节。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国家在实现自身过程中，首先将自身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两个环节。国家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的体现，就表现在这两个环节所蕴含的普遍体系中。但对于国家而言，个人仅仅是国家实现自身的材料，也就是说，国家在实现自身时，只是将个人作为“有限的现实材料”分配给上述两个领域。[9]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他们的选择。 这种选择或许包含着使命感，或许是时代所致，或许是个人喜好所致。但无论他们做出何种选择，都是在实现个人目标的同时履行着普遍理性的要求。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自由理念在实现自身过程中必须经过的必然环节，它们都是精神性的存在，而个体只是这些精神环节实现自身的缺乏能动性的材料。

针对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10]都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换言之，黑格尔把个人看作是受“理性的诡计”所控制的物质，因为他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解为自由理念的实现环节。而马克思则扭转了这一观点，认为个人是它们的基础，是它们之中最活跃、最有活力的因素。

马克思首先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意识到了这种颠倒。黑格尔认为，国家职能与个人的联系是偶然的，而马克思则认为国家职能与个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即国家职能本来就是“个人基本特征的自然作用”，[11]也就是说，国家内部各个职能部门所从事的具体职能工作，其实就是人的基本特征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的必然要求。换言之，国家的职能部门是为人的行动和活动服务的，是响应人的活动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应当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活动，一种差别化的活动”。[12]我认为，把国家看作人的差别化活动，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最具有革命性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我们理解他在书中最初提出的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所理解的差别活动的具体含义。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差别活动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层次是从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关系，即整个国家的普遍利益，其本质在于对特殊利益的保护。只要特殊利益不损害其他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本身就是普遍利益的自在存在形式。马克思反对存在一种不同于特殊利益的普遍整体利益，这种普遍利益有可能成为独立于特殊利益的另一种特殊利益。另一个层次是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的互补性，即正是因为不同人的活动不同，才能够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不同个体的活动是同质的、无差别的，那么他们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多余。在这两个含义中，后者更为根本。这说明马克思这一时期还没有区分劳动和财产，两个概念还混杂在一起。 这样，马克思通过把国家同人的差别化的活动联系起来，否定了黑格尔对国家的抽象理解，而把国家同人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

其次，马克思通过人与人之间分化的活动颠倒了黑格尔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之后，进一步颠倒了黑格尔对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所理解的分化的活动不是指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指人们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的活动。马克思认为，“抽象的人只有在法人中，即在社会团体、家庭等等中，才成就他的真正人格”。[13]所谓抽象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孤立的个体，孤立的人只有在与他人的接触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人，国家正是在这种互动中诞生的。因此，马克思把家庭称为国家的“自然基础”，把市民社会称为国家的“人的基础”。[14]所谓自然基础，强调作为两性关系结合体的家庭，是以人的生理自然因素为基础的；所谓人的基础，强调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是他们在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关系。 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活动都是人类繁衍和生存所必须进行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形成了不同的、互补的关系，也形成了国家产生的基础，马克思因此得出结论：“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第三，马克思把国家理解为“差别的活动”，从而革命性地认识了国家，也就是把对国家的认识上升到了唯物主义的高度。前面我们指出，费尔巴哈试图用他所理解的现实的人的精神来代替黑格尔神秘的理性精神。但无论是从个体精神解释整体，还是从整体精神解释个体，它们的共同点是只从精神层面理解国家的本质，因而停留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范畴内。而当马克思从“差别的活动”，即利益与活动的互补关系的角度理解国家时，他发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的国家，即在精神层面的形式国家之下，还存在着利益和物质层面的国家。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局限于对国家的形式层面即政治国家的分析，而对政治国家本身缺乏批判。 而马克思借助现实活动中人的互补关系，发现了二者的矛盾，提出了形式国家与物质国家、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问题，开启了对资产阶级抽象政治国家的批判。由此可见，人的活动概念使马克思第一次把理性和国家置于精神因素之外，放在人的现实活动的背景下去理解。

最后，我们该如何评价马克思在此提出的差别活动这一重要命题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费尔巴哈试图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建构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一方面从人的感性存在的角度，肯定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从人的精神的角度，确定了个体精神对于国家、道德等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优先性。前者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的是真理问题；后者探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解决的是价值与应然问题。由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是一种直觉的唯物主义，它认为人可以通过直觉获得对世界的真正认识，但这种认识与应然关系如何，这是费尔巴哈哲学所无法解决的。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本该属于人类历史领域的各种事物的认识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继续停留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领域中。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直接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

差别活动命题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国家观改造的结果。马克思只有从这个改造后的视角，即从利益与活动互补关系的角度，才能实现他的初衷，即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回答《莱茵报》时期出现的“令人苦恼的问题”。因为只有从这个视角，马克思才能发现形式国家与物质国家的分离，才能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否则，他就只能像费尔巴哈一样。当黑格尔把国家看作伦理精神的实现，看作行走在人间的神时，他也把国家理解为个体精神在互补过程中形成的整体精神，因而是高于个体精神的“无限的、无穷的、现实的、完整的、神化的人”。[15]这与黑格尔的观点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但这一时期马克思并未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1844年8月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也对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信仰的本质》等著作中提出的主张大加赞扬：“人以现实的差别为基础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性概念，如果不是社会概念，那又是什么呢？”[16]他认为费尔巴哈的观点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提供了哲学基础。直到施蒂纳在《唯一性及其属性》中指出费尔巴哈把神性的东西变成了人性的东西，这依然是把一些抽象的精神属性看作高于个人的东西，从而在本质上与黑格尔的哲学和宗教是同一种性质的，马克思才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费尔巴哈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所理解的费尔巴哈哲学中建立在“现实的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并不是费尔巴哈眼中的真正的“现实性”，而仍然停留在抽象精神的基础上。

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地分析列宁提出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思想的两次重要转变。如果把列宁在这里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理解为费尔巴哈的直觉唯物主义，认为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吸收并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一个误解，那就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等同于传统的直觉唯物主义哲学。列宁对马克思这一时期向唯物主义转变的理解，仅仅意味着他在这一时期真正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原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对此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差别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需要进一步发展，而与之相关的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建立，需要把“差别活动”原理从社会历史领域推广到自然领域。

三、实践原理从社会历史领域向一般哲学领域的拓展

从逻辑上讲，对国家本质的探索只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前提，而哲学革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并没有完成。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完成，还需要他在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中进一步拓展人在市民社会财产关系中的能动作用，最终不仅从感性实践活动的角度解释国家、法律等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而且从感性实践活动的角度解释自然科学及其真理性的理论，并最终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完成。马克思的努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马克思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阐述了其他人类精神现象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关系，指出它们都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探索提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只是特殊的生产方式，它们都受生产的一般规律支配。”[17]在这里，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艺术等等都是社会历史现象，但马克思也把科学（自然科学）和这些社会历史现象放在一起，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形式。这标志着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马克思不再从直观反映论的角度去理解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知识，而是把知识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马克思还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18]换言之，自然科学与人之间现实的、实在的关系，必须从工业和生产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并非是我们想象的对自然界本质的直观反映，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如果把马克思对物质生产的认识与康德的实践理性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观点发起了两次重大革命：一是与实际物质生产活动的联系，拓展了西方哲学史上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传统的西方哲学一般只是从道德、法律的角度去理解实践概念；二是从实践理性发展出理论理性，即理论仅仅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脱离了实践现实基础的理论是抽象的神学。

第二，与此相关的是，马克思区分了以感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现实精神和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幻精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应当在实践中去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也就是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性，证明自己思维的现世性。关于脱离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19〕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思维：一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的、现世的思维，一种是脱离实践的抽象的思维。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现实性，而脱离实践、不能回到实践中的思维则是人类抽象想象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把实践理解为检验思维结果真实性的标准，而且是思维现实性的基础。换言之，实践正是因为是思维现实性的基础，所以它才能成为检验思维真实性的标准。​​实践是思维的生命源泉。或者可以说，思维之花注定只能在实践的土地上绽放。没有实践的基础，思维就失去了生命力的源泉，成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抽象精神。在思维与实践的关系中，实践是一个整体的存在，思维是这个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实践的必然产物。我们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把它们看作不同的东西。

第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也意味着他从历史观的转变出发，最终建构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两种观点的对立。前者强调实践具有本体论意义，后者则认为实践本体论必然滑向唯心主义，从而强调物质的本体性。笔者认为，将实践唯物主义解释为实践本体论，确实有过度解读之嫌，但我们不能否认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来解释的，“即使是人们头脑中模糊的幻想，也是人们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是能够为经验所证实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20〕

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物质的生活和思想本质上，实际上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中间活动，即无论是什么，人类的实践，即物质生产和生活，都必须基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或所谓的材料来理解。精神生活不仅可以通过揭示和掌握物质世界的客观属性来验证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而且是各种人类精神现象的现实基础。在实践过程中，物质之间的关系，也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正是在这个辩证法的过程中，在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加深的同时，人类还以现实的基础促进了精神世界的持续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在探索国家的基础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差异化活动的联系将国家和个人联系起来，使国家的基础可以从天堂恢复到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向历史观点开辟道路，而马克思通过对各种人类精神现象的依据和跨性别的实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持续的研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并区分了人类的实现，并将其与实质性的实现联系起来，并涉及侵害的现象，涉及侵害的范围，涉及侵害的范围，涉及侵害的范围，涉及侵害的范围。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相反，社会历史的领域是对各种社会精神现象的现实基础的深刻探索。 没有这种探索，将永远不会揭示人类精神现象的现实基础，并且不会建立彻底的科学唯物主义哲学

参考：

[1]列宁的完整作品（第26卷）[M]。

[2] [3] [5] [7] [15] [德国] 。

[4] 。

[6] [9] Hegel。

[8] [19] [20]选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第1卷）[M]。

[10] [11] [12] [13] [1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作品（第3卷）[M]。

[1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作品（第27卷）[M]。

[17] [18]马克思。

本文是2021年广东省哲学和社会科学计划“马克思早期自然法思想的研究”的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