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斯称腐败不堪的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主因，罗曼·罗兰早有察觉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女国务卿，赖斯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领导层的腐败。20世纪30年代，苏联高层官员特权现象刚刚出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敏锐地捕捉到了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1935年，罗兰到莫斯科拜访老友高尔基时，作为一名热爱和平与正义的作家，罗兰在高声赞颂“世界美好的未来与苏联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意外发现了苏联高层官员中蔓延的腐败现象。他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用其他特权（住房、食品、交通等）代替金钱，保证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拥有特殊的地位。不要说影响力，他们还利用影响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利益。”此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官僚体系的腐败已不可挽回，特权阶级基本形成，他们不仅享受特权，还开始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谋取一己私利。

苏联高层领导的腐败，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腐败。正是因为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意味深长地强调：“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党，严明纪律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严明纪律”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对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行为严肃查处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不管什么人，不管职务多高，只要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都要严肃查处、严厉惩处，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布莱尔：僵化、落后的经济体系

托尼·布莱尔是英国工党出身、任期最长的首相。布莱尔在冷战结束后进入政坛，1997年出任英国首相后，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他重视体制改革。在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的长文中，布莱尔提出以改革与合作的精神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和挑战，重塑冷战后的国际战略格局。2013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论坛上，布莱尔用一句话概括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体制的僵化和落后。

我们必须辩证分析布莱尔所谓的“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一方面，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苏联建国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从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从一个半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这一体制帮助一个经济落后、四面受敌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这一体制未能及时调整，最终导致苏联陷入制度僵化和经济落后的陷阱。

有必要比较一下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工业化是重要考虑之一。通过与苏联结盟，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中国领导人很快发现，完全效仿“苏联模式”的道路是行不通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忽视民生的“苏联模式”提出了质疑，并把“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作为第一对关系来论述。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新中国停止效仿苏联，更加注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均衡发展。虽然由于安全环境极度恶化和领导人对战争危险的过高估计，中国一度走上“军工”发展道路，但20世纪70年代，随着“抗美抗苏”战略的制定，中国开始逐步向西方国家打开经济开放的大门。1972年至1977年，中国先后从十几个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商谈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轧钢、火电、机械制造等222个项目。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终于确立为新的国策，为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奥尔布赖特：没有信仰的价值体系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她出生于东欧，父亲是驻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级外交官。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二战结束后，苏联又将捷克斯洛伐克划为其势力范围。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了奥尔布赖特的国际观和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看法。2009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议会交流研讨会上，奥尔布赖特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整个国家丧失了信仰。

1968年，苏联坦克悍然进入奥尔布赖特出生地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1969年，苏联挑起中苏边境事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火。中国有句古话：“义人多助，不义之徒少助。”言而无信、损人利己的苏联，不可能在国际上赢得广泛支持，在国内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当一个国家失去了正义观念和文化信仰，支撑其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崩溃，衰落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新中国却经历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磨难。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高声呼吁，中国总有一天要强大起来，但决不能走帝国主义的老路。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概括了中国人的国际观念和道德坚守。至今，这依然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如果有一天中国变了颜色，变成了超级大国，也称霸世界，到处欺负、侵略、剥削别人，那么，世界人民就应该给中国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和中国人民一起揭露它、反对它、打败它。

鲍威尔：盲目和过度的军事扩张

2013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论坛上，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国务卿鲍威尔谈到他认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原因——盲目扩张和被军备竞赛拖累。

苏联的军事扩张由来已久，但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提出“军备第一”的发展战略，重工业长期占全部工业投资的85%以上。与此同时，苏联发动“南进攻势”，在主要战略要地向美国发起挑战，四处派遣军事顾问，设立军事基地，成为世界头号军火商。

1981年1月，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对苏战略，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力图打破双方核平衡，使在军备竞赛中已经深陷危机的苏联经济陷入低谷。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也决定反击，但最终无力还击，不得不实施战略收缩。历史无法预料，如果当时苏联不无理地扩军备战，而是与邻国搞好关系，广交朋友，军事压力就会大大减轻，经济发展空间也会更大。

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反对侵略。自秦汉以来，中国对外战争大多是防御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国家担心所谓“红色中国”向国外扩张。1960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向毛泽东转达了西方社会的疑虑。他问，五十年后中国的命运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说，五十年后，中国的命运还是960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神，但是有玉皇大帝，五十年后，玉皇大帝的管辖范围还是960万平方公里。我们如果侵占别人一寸土地，就是侵略者。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立即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上述立场至今没有改变。

纳扎尔巴耶夫：民族政策极度不平等

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一直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他也是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在他的领导下，哈萨克斯坦成为最后一个脱离苏联宣布独立的少数民族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在纳扎尔巴耶夫的领导下取得了卓越的发展成就，为此，他也赢得了哈萨克斯坦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作为苏联时期“最有前途的少数民族干部”，纳扎尔巴耶夫曾多次指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导致各加盟共和国的疏离。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前，纳扎尔巴耶夫曾在其专著中对苏联历史上的民族政策作出过“温和的批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它都在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心里留下了伤疤。当民族的语言、文化、祖传传统被否定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他们告诉我们，苏联各民族就像钻石的不同棱角，都闪闪发光，光彩夺目。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肤色、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但实际上，哈萨克人却被自觉地贬低为二等公民，他们感到委屈是理所当然的。”

苏联诞生以来，伴随而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众多弱势民族饱受苦难。尤其是在二战爆发前后，斯大林乘机强迫其他小国加入苏联。到二战结束时，苏联各少数民族共和国并没有得到平等待遇。据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回忆，土库曼斯坦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经济的附庸，“我们实际上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设施，也没有加工工业部门。”

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多民族国家，这一点与苏联类似。西方对中国的多民族结构往往表现出一种误解和不尊重的态度。美国政治学家布莱克曾说：“作为一个集体，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努力将自己挤进现代国家形态的文明。”但事实上，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多民族结构与苏联帝国“强国压迫弱国”的模式大不相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论证过“中华民族多民族大一统结构”的形成过程。“至少在清朝，通过通婚、通婚、朝贡贸易、扶持发展，中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容、灵活、容纳多种文明的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借鉴古代政治传统的一些经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对少数民族地区一视同仁，而且重视发展当地经济，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帮助、优待和尊重。很多俄罗斯的穆斯林留学生都向我感叹，在中国，高校都有清真食堂，但在俄罗斯，这对穆斯林留学生来说始终只是一厢情愿。

戈尔巴乔夫：苏联没有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位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年3月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苏联解体原因，他提出“加速战略”和“民主化”、“开放”、“新思维”等改革口号，逐渐引发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动荡。在他任职期间，苏联最终于1991年12月8日宣布解体。至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仍有争议。很多俄罗斯人认为他是“民族罪人”，他本人也声称感到委屈；西方出于自身利益，于1990年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2004年，戈尔巴乔夫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被要求用一句话概括苏联解体的首要原因：苏联没有邓小平。在几位国际政要的回答中，作为亲历者的戈尔巴乔夫是最特殊的。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可惜我不是邓小平，所以苏联的改革失败了。

虽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关键人物往往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些人推动社会变革，另一些人阻碍社会变革。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中还没有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然而，他上台不到七年，苏联就走上了解体的道路。即使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他，但他的直接影响却不能忽视。一些历史事实发人深省。1989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有记者问及苏联改革的顺序。戈尔巴乔夫回答说：“苏联首先解决了紧迫的经济问题。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发现问题比我们预想的要深得多。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所以我们开始了政治改革。”

回顾历史，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如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言：“如果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线，就应该先实现经济自由化，把人民的政治热情引导到正常轨道上，然后再稳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化、开放化、多元化。”

如果不实行仁义，攻守形势就会不同。

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多年了，作为曾经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世界强国，苏联的兴衰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在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历史上学习过苏联，但从来没有效仿过“苏联模式”。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人民历来珍视自己的独立地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国就已经脱离了苏联的控制。毛泽东对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批示，生动地指出了中国独立于苏联的民族自治意识，“我们国家有我们自己的神，那就是玉皇大帝。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正统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我们只有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才能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中国不是苏联，不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反思那些以控制别国为命脉的霸权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一句中国古话：仁义不施，攻守皆备。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只有继续立足本职，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对内亲民爱物，对外扶弱济困，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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