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行业受挫，家长们该何去何从？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意见），提出强化学校教育主战场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随着9月1日开学临近，各地已出台或即将出台“双减”政策细则。

8月23日，新华社报道称，上海市消费者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提醒，呼吁消费者慎重选择培训机构，有条件的话选择有第三方资金监管的机构，避免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带来的消费风险。

随着“双减”政策的快速落地，校外培训行业遭遇重挫。有的家长松了一口气，有的则危机感更强烈，担心该政策会导致教育资源两极分化：有钱的家庭会采用一对一培训的方式，而负担不起这种方式的家庭则会在未来的学术竞争中落后。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规范教育培训行业的国家，过去几十年，韩国也曾对教育培训行业有所动作。那么，其他国家对课外辅导的态度又是如何？在规范教育培训行业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呢？

“不只是父母需要改变观念”

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有补习的渴望。

美国湾区名校林立，定居硅谷的华人Jenn有三个孩子均毕业于哈佛大学。据Jenn观察，移民二代家教情况非常突出，由于移民子女的英文基础普遍不如本地人，所以家教主要以英文和基础课为主。

在华人社区聚集的硅谷，教育培训店林立。Jenn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一些移民子女如果不上补习班，很容易陷入“一步跟不上，步步紧跟”的困境，没有家长敢冒这样的风险。

不过Jenn也表示，美国当地的家长对于补习班的反感程度非常高，他们甚至认为补习班并不光彩，不愿意花钱。

在英文语境中，教师有偿补习的行为通常被称为“兼职补习”。由于美国公立中小学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教师通常与所在学区的行政部门签订合同。这也意味着公立学校教师具有一种公务员属性。虽然美国各州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对公立中小学教师有偿补习基本采取“有条件禁止”的态度。

那么，在辅导文化不那么盛行的美国上学真的容易吗？虽然没有“一考定终身”的观念，但美国学生面临的压力却是全方位的。除了标准化的SAT或ACT考试，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时还需要提供学业成绩单、申请信、推荐信等。其中的复杂性，导致一些家长不惜花费巨资聘请“升学顾问”来指导孩子申请学校。

佛罗里达州大学申请咨询师内奥米·斯坦伯（Naomi ）曾直言，美国大学申请系统是一个“不可能理解的录取系统”。

美国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CAC）主席尼尔斯表示，美国优质教育资源向私立学校倾斜，大学申请程序已市场化，就读公立学校对普通家庭的孩子影响很大。为解决这一失衡现象，有人甚至呼吁扩大公立学校的补习资源。

对于课外培训文化，上海市静安区政协委员张军认为，在长期贫困的欠发达地区、人口相对较少、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基本没有课外教育培训文化。另外，职业教育现代化程度越强，文化教育培训的市场就越小，家长们也越不重视。

“需要转变观念的不仅仅是家长，还有老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当然还有全社会。”张俊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内“双减”是近段时间对教育行业的重要要求，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注重公共教育的均衡优质。

张俊在教育系统工作了20年，对家教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他的女儿现在读初中，基本没上过家教。张俊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家庭教育比家教更重要。“我女儿不上家教，不是因为她比其他孩子有天赋，而是因为她有我这个爸爸。”

张俊说，自己从来不鼓励孩子比成绩，他注重孩子的运动能力、兴趣培养、综合思维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现在她的成绩稳定在前30%。“如果硬要她进前10%，那肯定要补课，会挤占她的睡眠时间，而睡眠时间正是她运动和成长发育最关键的时间。”

“我相信大部分家长对补习的态度都很微妙”，两个孩子的母亲刘文欣（化名）说。她今年35岁，目前在陕西省榆林市政府系统工作。从7月24日开始，附近的西安市开始整顿K9（九年制义务教育）课外培训。西安新东方的一位高中英语老师告诉记者，目前新东方在西安的小学和初中模块都在裁员，高中模块还没有开学。这位老师去年从一所双一流大学考取了硕士学位，现在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

2019年，对当时的就业前景不满意的刘文心，找到一家公务员考试网络培训机构，花6800元购买了全程网络课程，并在35岁的“公务员考试截止日”前成功入职公务员队伍。事后，她常常想，自己没有人脉，花6800元，就做到了一件自己可能花了6.8万都做不到的事。正是尝到了教育培训的红利，她才认识到这份价值：“你付出钱，孩子得到的是优质的教育。有能力的家长，没有哪个不帮孩子的。”

因此，刘文新不仅给孩子报了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还给孩子报了舞蹈、绘画等特色课程。

但刘文心最近听说玉林一些教育培训行业在慢慢转向“一对一”或者“一对多”模式，这加剧了她的恐慌，如果变成小班辅导，她的经济状况可能支撑不了那么多辅导班了。

学历越高，就业率越低？

刘文心担心的事情，在韩国早就已经发生了。

1968年韩国政府废除初中入学考试，1973年废除重点高中并禁止设立重点班，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全面禁止课外补习，并建立罚款制度。

虽然这一政策暂时有效，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随着补习班从“一对多”转变为“一对一”，贫困家庭的孩子甚至不再有机会参加公共辅导班。

在首尔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朴正元是70后，疫情发生前他经常来中国出差，能用中英文流利与人交流，文化素养在同龄人中较高。

朴廷元成长于韩国正进入经济繁荣时期的年代，至今他仍记得学生时代，虽然那时没有花钱上补习班，但还是有类似中国的“晚自习”。“每天放学后，都要额外上2个小时的课，我们把这叫做补习，30个学生就这样一起学习，在宿舍里直到1点才睡觉。”

上世纪 90 年代，突击检查在韩国十分常见，违反规定的老师会被罚款甚至面临牢狱之灾。美国英语老师凯西·拉蒂格回忆说，当时他在韩国做家教，每次学生家长递给他装有学费的信封时，他都知道这里面充满了风险。

1998年，首尔大学校长为女儿安排家教，被发现后被迫辞职。由此可见家教在韩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很容易触动民众的神经。

但2000年韩国宪法法院以“侵犯公民教育子女的基本权利”为由，全面废除了课外辅导的禁令，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培训改革以失败告终。

回顾韩国多年的教育培训改革，朴廷元认为，韩国政府虽然真心想减轻学生负担，但用错了方法。政府希望通过“禁令”严厉打击补习，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导致治标不治本。“政府在一段时间内限制英语考试在总分中的比重，英语补习降温。随后又强调了另一门科目的比重，学生又争相选修这门课。”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刊文称，去年韩国小学生至高中生在校天数较前几年减少50%，新冠疫情爆发两年来该国阶级差距明显。为提高教育质量，韩国政府近期开始出台加大官方辅导班力度的政策。

女儿上中学的朴正元对《国际金融报》表示英语补课机构，韩国人把学费称为“补习费”。为了减轻家长的补习负担，韩国政府经常改革教育或高考制度，但收效甚微。家长从来不会心疼花钱给孩子上补习班，大家都愿意上首尔大学这样的名校。

“我每个月给女儿上课要花6000多块钱，但如果是在著名的江南区，那里的学生学费每月要上万块钱。”朴廷元说，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们不在乎交多少钱，而且往往会共享辅导资源，比如哪个老师教得好。在韩国，这种一对一的私人辅导非常注重维护自己的声誉。

朴先生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发来韩国国家统计局今年整理的一份文件，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学生在课外辅导上每月平均支出为28.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元），其中初中生花费3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17元），高中生花费38.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149元）。韩国课外培训行业年产值稳定在20万亿韩元左右。

由此看来，高等教育在韩国已是普遍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韩国大学入学率达95.9%，不仅高于美国水平，也远高于德国的70.3%和英国的61.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昌对《国际金融报》表示，这意味着韩国职业教育发展明显滞后，对适龄人口的分流作用极其有限，高校内部的进一步选拔只能靠校外教学和培训来补充。

自2009年以来，教育支出在韩国家庭消费支出中的占比逐年下降，2020年仅占7.8%，比2009年大幅下降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韩国失业率不降反升，这意味着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业状况也没有改善，迫使居民减少教育支出。

杨昌表示，借鉴韩国经验，对中国而言，规范校外培训只是手段之一，关键在于转变教育理念，特别是加强职业教育发展，为整体教育改革提供支撑。

“屁股越重，学习越好”？

朴廷元告诉记者，虽然补习文化在当地已经深入人心，但持有不同看法的人还是很多。

目前正在韩国名校成均馆大学就读的朴惠秀此前曾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虽然很多人上大学，但想考上真正好的大学还是很难。考上成均馆大学一直是她的梦想，当初高考时，她与梦想只差几分，之后又重考了两次才被录取。重考期间，她基本处于补习班饱和的状态，最终如愿以偿。因此，在朴惠秀看来，补习班是考上好大学的唯一途径。

不过，同样毕业于成均馆大学的姜瑞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她的父母都是外交官，她在北京生活多年，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她和朴正元一样，能用流利的英语和汉语与人交流。

姜瑞银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当时他在中国读的是国际学校，没有辅导韩国学生的经验，参加的几次培训班都是汉语水平考试培训班。由于初中、高中都在国外读，按照韩国的教育政策，进入国内大学不需要参加高考，只能走申请制。

“需要提供所申请学校的情况（包括学业成绩、语言成绩、校内实践活动等）”，姜瑞银说。虽然看似方式不同，但她表示申请制度也不容易​​，只是考虑的因素不同。由于高二回国，一年缓冲期内无法接受学校的补习安排，补习市场也没有符合她情况的生意。

明赛是韩国一名在中学教授基础科目的老师，每学期开始时，他都会向学生承诺，自己会毫无保留地授课。他回忆说，自己读高中时曾被迫上课，而且要额外收费。当他向班主任提出异议时，遭到了严厉驳斥。

“孩子们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明西说。“我上学的时候，每天学习七个小时，每周学习五天，周末和节假日除外。我必须在晚饭后学习到晚上 10 点，一年到头都是如此。”

虽然孩子们不愿意上补习班，但明赛身边的家长和老师却对此盲目迷信。在韩国，有各种赞美补习班的说法，比如“屁股越重，学习效果越好”。明赛当老师20多年，一直认为补习班只会阻碍孩子们学习的动力，补习班私有化也会削弱正规课程的重要性。

有不上补习班的学生，但没有不上补习班的学校。明赛说，这是韩国现行教育制度的现实。但相比补习班，明赛认为，如果政府能花时间培养更多优质教师，对学校来说更有意义。

明赛坦言，关键是辅导教育资源不能优于师资队伍素质，一些老师总抱怨，“我们能做什么？”

“即使考试制度和课程改革了千百遍，老师仍然是教育中与孩子直接接触的人。”明赛说。

记者 周子墨

程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