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的绝境抑或历史发展的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总结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作了题为《对苏联的回顾》的报告。他主要分析了苏联的成就和不足，指出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但决不能因为这些不足的存在而贬低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对此，Burov教授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苏联的成立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为曾经生活在沙皇俄国领土上的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居民识字率的提高和知识阶层的扩大是其直接表现；苏联为世界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中国的崛起就是例证； 社会主义现代化使苏联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等等，这些都是苏联的成就和贡献。第二，在看到成就的同时，要认真分析、正确看待存在的错误。这一方面是为了揭穿关于苏联的污蔑和谎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汲取教训，更好地展示当代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比如，第一，关于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能否认实行这一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也存在一些负面事实；第二，苏联时期在民族区域划分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难以弥补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通常不是客观因素，而是地缘政治动机和主观原因，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当代俄罗斯仍然存在；第三，缺乏基层监督和党内民主，缺乏理论创新，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存在着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倾向。 但中国的现实证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可能的、必要的，而且具有积极意义。

历史学博士卡拉什尼科夫教授作了题为《苏联道路不是历史的绝境》的报告。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和俄罗斯有些人认为苏联解体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世界结束了危险的“冷战”，俄罗斯被强行纳入“民主西方”；二是共产党把俄罗斯带入绝境，现在开始转向自由、民主、文明的发展轨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言论正在失去影响力。事实表明，世界整体上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俄罗斯用一些重要发展指标下滑的残酷现实取代了所谓的社会发展进步的承诺。工业和农业还没有达到1989年的水平，开放的市场经济使俄罗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依赖国。更可怕的是，由于资本和人才的流失，俄罗斯逐渐失去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希望。 社会差距和两极分化造成的负面问题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社会道德就下滑了。卡拉什尼科夫教授基于以上事实的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贫困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现实，迫使我们重新评价苏联的历史。他指出，“历史的绝境”和“死胡同”论调的主要依据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无法与市场经济相抗衡，但这种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卡拉什尼科夫认为，相比较而言，苏联经济发展的态势要好于西方，尽管当时的条件不利于其发展。

他列举了两组数据来说明问题：从人类发展指数来看，俄国从1913年到1990年增长了4.5倍，而英国增长了2倍，美国增长了2.3倍；从人均年国民收入来看，二战后，苏联逐步缩小了与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的人均年国民收入占美国年人均国民收入的22%，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6%，可见苏联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最后，卡拉什尼科夫教授强调，以上并不是说苏联经济没有问题，关键是现存的问题非但没能依靠后苏联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苏联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潜力现在已经消失。 总之，当前后苏联的发展现状表明，苏联道路不是历史的绝路，而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长远价值。

乌克兰的O.A.别廖夫斯基教授作了《俄国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报告。他泛泛地把苏联从1917年到1991年的74年历史统称为俄国大革命。他认为，至今对俄国革命的评价仍有不公正之处，甚至有人想把它从历史中抹去。殊不知，那些否定俄国革命历史的人，其实是在伤害人们的民族自尊。这是因为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也有其本民族的特殊性。在别廖夫斯基看来，苏联解体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苏联解体后，人们逐渐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这种状态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人类迟早会回到共产主义的轨道上来，因为共产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唯一途径。因此，俄国革命的经验需要后人深入研究和总结。 他认为，这种经验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俄国革命展示了任何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的宏观逻辑，这种普遍规律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会以某种形式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作用，其内容就是废除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的自我毁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实现，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特殊性，对此没有现成的公式，因此在解决具体路径问题上可能会有意见分歧。

例如，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等。这种意见分歧和争论本质上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都会再次出现。别列夫斯基指出，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是在落后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必须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两大任务，或者说社会主义必须做俄国资本主义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取得胜利的过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危机的，这也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战时动员形式，是一种需要“围剿和武装堡垒”的社会主义，缺乏民主和舒适的物质条件。 这样的社会主义与抽象浪漫的“理想”是不相符的。但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经受住了1941-1945年艰苦的历史考验。毁掉社会主义的不是斯大林时代的权力集中或残酷的阶级斗争。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在落后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捍卫了国家政权之后，俄国革命仍然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如果要完成，只有通过以下转变才能实现：从形式上的公有制到现实的公有制，到消除异化的（商品货币和国家强制的）关系形式，到将文化转化为每个个体的实际能力。然而，苏联在理论上没有实现，在实践上也没有解决这个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十分重要的任务，陷入了停滞。 最终，那些试图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治病的所谓改革，却给苏联社会主义带来了真正的灾难。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潘金博士在《苏联的历史经验与世界发展的前景》一书中，对苏联的历史作用和经验进行了如下概括：第一，这个非资本主义国家诞生、发展、衰落的历史过程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经验。第二，苏联在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苏联的存在，20世纪世界的发展轨迹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在“冷战”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寄生性特征减弱，食利阶级被以中小企业主、教师、医生等为主的“中产阶级”排挤，主要表现在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 此外，苏联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也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可见，苏联实施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对抗世界超级大国的垄断，确实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另外，现在的“中国奇迹”不可能没有借鉴苏联的经验，首先是新经济政策的经验。第三，苏联长期抵制金融投机资本的垄断，但苏联解体后，这些金融投机资本却企图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向世界各国“发号施令”，强迫它们接受残酷的、破坏性的发展道路。

因此，对于一切左翼力量来说，要有效制约这种以国际银行资本为后盾的“自由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制定符合广大工人和人类利益的人道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就必须借鉴苏联经验。但潘进认为，目前对苏联经验和历史作用的评价还缺乏清醒和科学的分析。一方面，现代自由派和保守派竭力抹黑苏联时期的经验，试图使其从年轻一代的记忆中消失，以达到对人们意识的控制和垄断；另一方面，包括斯大林派在内的俄国激进共产主义者则想方设法歌颂苏联时期的经验，突出斯大林的作用，不正视错误和问题。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呈现出了一幅扭曲和偏颇的苏联时期图景，其真实的历史经验在许多方面并没有被澄清。 潘进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特点，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他认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银行和产业资本的跨国化和全球化；金融投机资本与现实生产的分离；大量金融金字塔和泡沫的存在；财产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工会的瓦解；中产阶级地位的下降；新的、强大的信息技术的出现。然而，所有这些最新的技术都无法阻止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潘进看来，这场危机孕育着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冲击，美国将逐渐失去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世界经济中心将逐渐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亚洲。这场危机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银行金融投机资本已经把世界带入了死胡同。 因此，我们应借鉴苏联的经验，尽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改变世界发展的特征和轨迹，而这首先需要一切左翼力量团结起来。

来自英国的伊丽莎白·克拉克的研究涉及苏联时期的官僚体制、工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俄罗斯的私有化。她对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她所提倡的证券私有化被称为最大的金钱骗局。每个公民名义上成为企业的股东，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权力或机会参与，而普通民众因为贫穷，低价出售私有化的证券，而买家则是未来的金融寡头。各级官僚和原有企业的管理层趁机攫取国有资产，敛财，社会贫富差距极其严重。这样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状况，让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伊丽莎白·克拉克指出，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刚刚达到1990年的水平，而这主要归因于能源价格的上涨。 目前，俄罗斯仍有40%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一些失业者从城市迁往农村，在那里寻找谋生之道。她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没有希望，注定要失败。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约翰·巴赫曼博士指出，旨在消灭苏联“残余”的反俄宣传，至今仍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西方支持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橙色革命”，支持在俄罗斯建立由所谓“自由派分子”组成的“第五纵队”。在反俄宣传中，苏联被描绘成绝对邪恶的化身，是“罪恶的”极权制度。甚至纳粹德国时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亚洲野蛮行径”的观点，也再度流行起来。 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些反俄宣传污染，一些人天真地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比纳粹主义糟糕得多。巴赫曼博士还提到了一位亲法西斯历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观点，即斯大林是希特勒的帮凶，他“指使”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这原本是一种虚假宣传，但不幸的是，现在已被一些波罗的海国家正式承认。巴赫曼在演讲中提到了索尔仁尼琴和他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他指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苏联的形象常常被定位为“古拉格群岛”，但这本书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在列举了诸多事实后，巴赫曼指出，西方篡改历史、妖魔化苏联，本质上是一场强硬而激进的信息战，播下了仇视社会主义的种子。 他认为，这种片面的虚假宣传是对历史的亵渎。

当然，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例如，俄罗斯学者杜佐夫在《苏联：历史的早产儿》报告中指出，苏联曾试图跃向“人类的光明未来”，但从现在到未来的历史跨度太大，这一跃进未能成功。勉强的跃进导致专制和集权程度很高，经济和政治领域缺乏自由民主，压制了群众的创造性，懒惰和依赖，忽视了个人的作用。国家领导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企图阻碍社会的发展，结果却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因此，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轻轻一推就轰然倒塌，无人相助。杜佐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转向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相应的人的发展。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 既然革命形势已经出现，就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再发展生产力，改变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其实，这是一个乌托邦。杜佐夫说，在落后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平等、公正的社会关系，因为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的利己主义本能就会充分展现，良知就会沉寂。要战胜利己主义，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社会资源极其丰富；二是通过教育形成相应的意识和觉悟。而苏联是用什么“材料”建成的呢？就是一群文化水平低下、饥饿、邪恶、自私、虚荣、贪名利欲的人们。不可能建成一个新的社会，建成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早产儿”。实践证明，这种转变来得太早，这条路是堵住了。

德国马丁路德大学教授彼得·X·P认为，苏联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目的与手段的分离。他用恐怖和理想两个范畴来解释这一点。他认为，当一个美好的理想通过恐怖手段实现时苏联解体原因，理想本身并不能为邪恶的手段辩护，而如果实现理想的“主体”不是善的，理想就会被扭曲而变成恶的。他认为，苏联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并没有减少人剥削人的现象，只是用一个剥削阶级代替了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革命后的新贵族和官僚所占有。虽然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但人民的生活仍然一如既往地贫困。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国外学术界对苏联存在的历史及其解体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甚至分析颇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们依然在关注苏联，希望对这段历史时期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以便更好地展望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