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 90 年 90 篇精品选：三名登山英雄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背后故事

在新华社建社90周年之际，编辑部出版了《新华社90年90篇优秀文章》，该书汇集了新华社记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撰写的90篇新闻稿件。该书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将部分文章整理成书，并附上“作者注”，真实还原这些文章诞生背后的故事。

地球之巅的英雄

郭超仁

我国三位登山英雄是如何克服重重天险，从北坡登上这座被外国登山探险家形容为“连鸟都飞不过”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

记者在珠峰脚下海拔5120米的中国登山队大本营，看望了刚刚凯旋归来的三位勇敢的登山英雄——运动员王富洲、运动员屈银华和一级运动员贡布，他们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为登顶珠峰而展开的激烈战斗。

战斗开始

5月17日，中国登山队队员在副领队、运动员许静的带领下，从山脚大本营出发，开始征服珠峰的第四次行军——夺峰之战。

经过7天艰苦行军，5月23日，许菁与另外13名登山队员登上海拔8500米的珠峰顶峰，并在那里的一处雪坡上建立了珠峰北坡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山营地——“突击营”。

当晚10点，他们看到海拔6400米的3号营地发来的气象预报信号弹，上面写着“24日天气良好”。这个消息让队员们对登顶更有信心了。

北京时间5月24日上午9点30分，王富洲带领曲银华、工布和运动员刘连满，背上高山背包，手持冰镐，开始向珠峰顶峰进发。副领队许静留在“突击营地”指挥夺峰战斗，其他队员则撤退到海拔8100米的第六高山营地，做好必要保障准备。

最后的障碍——第二步

准备登顶的队员们步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爬升了大约70米，这时，他们来到了珠峰北坡著名的“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是一处陡峭的悬崖，位于海拔8570米至8600米之间，相对高差约30米。岩壁陡峭而光滑，平均坡度约60至70度，几乎没有可供攀爬的支撑点。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1924年，英国登山界两位著名的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在这一带丧生。英国“探险队”后来得出结论，“第二台阶”是一个大障碍，没必要浪费时间攀登它。

正在冲顶的中国登山队员曾试图绕过“第二台阶”，沿东北山脊登顶，但山脊更加陡峭，难度加大。于是他们顺着与“第二台阶”平行的方向绕了一圈，终于在“第二台阶”中部发现了一处垂直的岩石裂缝。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工布四人商量，决定顺着这条裂缝攀登至“第二台阶”。

用智慧和勇气克服困难

他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陡峭湿滑的岩壁上前进。他们穿着特制的带钢钉的登山靴，但双脚很难站稳。领队的运动员屈银华连续几次滑倒，但这位四川林业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咬紧牙关，继续前进。

临近“第二台阶”顶端最后三米时，岩壁变得垂直、光滑。运动员刘连满走到最前面开道，双手伸进岩石缝隙，用脚趾顶住岩面，用尽全身力气一寸一寸往上爬。但身体稍有倾斜，就会跌回原位。刘连满连续爬了四次，摔了四次，浑身酸痛。

停下来想办法。这时，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刘连满笑了笑，决定用搭“人梯”的方法。他蹲在岩石缝隙下，让战友踩在他的肩膀上作为支撑点，然后慢慢站起来，让他们往上爬。这样的高度，任何细小的动作，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反应。刘连满两眼“金睛”直冒金星，双腿发抖，呼吸也变得粗重。但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坚持了下来。他先把屈银华抬了上去。然后又把贡布抬了上去。最后，屈、贡二人把王富洲和刘连满从上面拉了上去。

当他们登上“第二台阶”顶端时才发现，由于体力已经非常虚弱，他们足足花了五个多小时才爬完整个“第二台阶”，而最后三米的高度，他们又花了三个小时才爬上去。

党组会议

因为进展缓慢，天色开始暗下来。傍晚时分，太阳已经落山，寒风怒吼。勇敢的登山者们还在继续前行。但由于前一阶段耗费了过多的时间和体力，他们背上的氧气瓶上的气压计显示氧气容量已不足，继续前行可能会受到缺氧的威胁。此时的刘连满已经疲惫不堪，每走一两步就会不自觉地摔倒，但他还是慢慢站起来，继续前行。

当四人到达海拔8700米时，氧气供应更加不足，刘连满的行动愈加困难。这时，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三名中共党员立即停下脚步，在被西方登山界称为“死亡地带”的山坡上召开党小组会议。

地质学院毕业生王富洲激动地说：“登顶是党赋予我们的使命，哪怕没有氧气，我们也要勇往直前！”

屈银华从小就参加高原森林伐木，养成了倔强的性格。他说：“如果现在我撤退，我一个共产党员还有脸再回去党里吗？”

刘连满也坚定的说：“走不了，哪怕爬着也要爬上去！”

考虑到刘连满的身体状况，为了争取时间，队部决定刘连满留下，其他三人以最快速度挺进峰顶。

共产党员的本色

当王富洲、屈银华、工布三人继续向顶峰前进时，刘连满靠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上，已是半昏迷状态。他下意识地拿起氧气瓶，看到里面还剩下几十升氧气，便戴上面罩，大口呼吸了几口。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他的头脑一下清醒了。这时，他想到了奋战在顶峰上的三位战友。他决定，哪怕自己忍受着严重的缺氧和疲劳，也要把这最后一点氧气留给战友们回来时使用。于是，他毅然关掉了氧气瓶的开关。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就睡着了。他在信中写道：我看氧气瓶里还有一些氧气，回来时给你们三个用，也许有用。

与此同时，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正在黑夜中艰难前行。

最终之战

三人继续沿着雪坡前行，雪坡越来越陡，越来越滑，于是他们改变路线，绕过东北方向的岩坡，向主峰发起冲击。翻过两个坡度超过60度的岩坡后，开始爬一个陡坡。藏族队员工布在前面带路，但爬了不到几分钟就筋疲力尽了。于是屈银华便上前带路，他花了好一会儿才向前走了两三步，但双腿发软，又滑回原地。最后，王富洲接手走在前面，他坚持开辟一条路线，让大家继续前进。

夜色浓重，珠峰山势昏暗，唯有珠峰顶峰仍显出模糊的轮廓。为了避免深夜行军发生意外，王富洲、屈银华和工布三人都匍匐在地，靠着地面雪地的模糊反光辨别道路，前行。

夜色已深，远处群山漆黑一片，星光闪烁，珠穆朗玛峰的阴影在眼前显得更低了。

到达海拔8830米左右时，王富洲、屈银华、工布三人身上的氧气已经用完。风渐渐小了，对登顶十分有利。三人站在岩坡上沉默了一会儿。王富洲率先开口：“同志们，现在我们三人负责攻克主峰，氧气​​已经用完了，继续前进虽然危险，但能撤退吗？”

曲银华和工布异口同声回答：“继续！”

他们扔掉背上的空氧气瓶，以减轻重量，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难危险的旅程。

现在，他们每前进一步，就得停下来休息很长时间。由于山上严重缺氧，他们感到头痛、头晕、气短、乏力。行动越来越困难，就连翻过一块一米高的岩石都要花半个多小时。他们忍耐着这一切，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继续前进。

坚持就是胜利

翻过一片白雪皑皑的岩石坡，王富洲、屈银华和工布终于到达了岩石和积雪交接的地方。放眼望去，夜色朦胧，珠峰地区的山峰黑影都落在他们脚下。现在，头顶上已经没有岩石可攀爬了。他们终于登顶珠峰，完成了人类首次从北线登顶世界最高峰的壮举。

此时，夜光腕表的指针正指向北京时间4点20分，这已经是5月25日凌晨时分。

珠穆朗玛峰南面是一片茫茫雪原，北面则是灰色的岩石，在雪与石灰岩交接的椭圆形区域，就是神秘的珠穆朗玛峰峰顶，是世界各地登山者梦寐以求的。

经过近十九个小时的奋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位英勇的登山英雄虽然疲劳不堪，但胜利的喜悦让他们无比激动、兴奋。

难忘的时刻

藏族队员工布从背包中取出登山队委托带到峰顶的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白色毛主席小型石膏像，放置在峰顶西北的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保护起来。

这时，王富洲在黑暗中摸索着，拿出了一本“运动日记”，用黑色自动铅笔在上面写道：

“王富洲与其他三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

1960 年 5 月 25 日 4:20”

因为天黑看不清楚，加上手被冻僵了，王富洲花了大约三分钟的时间，才歪歪扭扭地写下这一行字。

贡布走了过来，帮他撕下那张令人难忘的纸条，把它放在一只白色的羊毛手套里，然后埋在了鹅卵石堆里。

为了纪念登顶胜利，他们拾得9块岩石标本，准备带回给毛主席。

他们在山顶停留了大约一刻钟，北京时间4点35分后开始下山，在海拔8882米的高度不使用人工氧气，这在世界登山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天色昏暗，三人虽然带着摄影机，但也没能拍到山顶的景色，直到拂晓下山后，才在海拔8700米的地方拍摄了一些镜头。

无私的班级友谊

留在海拔8700米的刘连满醒来后，发现通往顶峰的雪坡上有脚印，知道王富洲三人已经登顶，他精神一振站了起来。看到王富洲三人安全回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吸自己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最后几十升人工氧气。当他把氧气瓶递给王富洲三人时，他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四位勇敢的登山者再次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走下山去。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脚下、大本营、全国乃至全世界。人们欢呼雀跃，为我们优秀的登山者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

北京时间5月30日13时30分，他们四人与全部登山队员安全返回山脚下海拔5120米的登山队大本营。

他们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生活了两个星期，从5月17日登山，到5月30日到达山脚大本营。

（新华社珠穆朗玛峰1960年6月2日）

【作者注】

采访中国登山队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是我几十年新闻生涯中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我刚刚从事记者工作，第一次报道登山运动。采访的客观条件相当特殊和艰苦，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记者驻地的登山队大本营位于海拔5100多米的高山上，有的采访要在海拔6000多米的冰天雪地里进行。在这样的条件下，保持正常的饮食起居都非常困难，更别说采访和写作了。由于山中严重缺氧，我很长时间不能睡觉、不能吃饭，甚至全身浮肿。 记得在赶写《英雄登顶地球之巅》这篇报道时，我的眼睛肿得看不清楚、写不清，常常要用一只手撬开眼皮，用另一只手写字。至于山上缺氧造成的思维活动障碍，给记者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为经常头肿、头痛，难以集中注意力，有时连最常用的单词都记不住。有一次，我跟随侦察队在风雪交加中到海拔6600米的冰坡上采访。回到帐篷后，我准备写一篇当时现场的目击叙述。结果写了四个多小时，200字还没写完，到最后登上地球之巅，我连岩石里的“岩石”怎么写都不知道。 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写作，墨水刚到笔尖就结冰了，钢笔根本不能用；铅笔芯刚写完就断了。至于手脚不同程度的冻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最近重读这些旧作，深感它们在手法上很不成熟，有的段落很幼稚，让人挑不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它们在字里行间融合了我那热烈而真实的感情，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革命激情。我想，这大概就是这篇报告可贵之处吧！

郭超仁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