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 杨苡：比《简·爱》好

▲杨毅，1919年出生于安徽盱眙。翻译家、作家。 曾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语系。 曾任南京国家编译中心翻译委员会翻译、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 翻译作品有《呼啸山庄》、《永不落下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时刻》、《纯真与经验之歌》等； 还创作了《做你自己的事》等儿童文学作品。哥哥杨宪益和丈夫赵瑞红都是著名翻译家，妹妹杨敏茹是古典文学专家。 图/刘洋

2023年1月27日晚20时30分，著名翻译家杨毅先生逝世，享年104岁。

“我当时也住的是破旧的房子，一片狼藉，厕所里的东西都坏了。楼下有一个大院子……我每天晚上都坐在那里，外面风很大，对面的山感觉很舒服。”就像闹鬼一样，尤其是当我独自一人在家时，那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阵强风呼啸而过，雨滴打在玻璃窗上，就像凯瑟琳在哭泣。我住在约克郡荒野里的那栋老房子里，我不自觉地想到了灵感从天而降！”

“当时流行读《简·爱》，但读完之后，我觉得这种爱可以超越阶级、社会、生死，一切皆有可能，而且可以爱一辈子，那就是永恒”我觉得比《简爱》好。

本文首发于2018年4月南方人物周刊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编辑/杨紫

杨家兄妹内心坚强

时值人间四月，南京鼓楼区的深巷里，绿树成荫，茉莉花开得金灿灿，一如百岁老人杨毅先生的笑容。

“你下了地铁，从3号出口出来，是台大宿舍，新村二号，不是北京西路二号。那是天文台，不是我家附近，别走错了！”

记者走访前，老人在电话那头不停地指令，声音清晰，思维活跃。

“我今年99岁了，我很自豪。” 当我们见面时，她露出了像孩子一样调皮的表情。

2018年，著名翻译家杨毅正式迈入百岁老人（虚拟年龄）行列，但她仍然饶有兴趣地参与“现在”。 到了她嘴里的一切都是“有趣的”。

▲2023年，《一百年，很多人，很多事：杨怡口述自传》（杨怡口述/于斌撰稿）出版，写下她咆哮的岁月和美丽而不疲惫的一生。供图/伊琳出版社

杨怡翻译了艾米莉·勃朗特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巨著《呼啸山庄》，她是第一个翻译小说名字的人。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窗外刮着大风，我就嘟囔着玩，就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告诉你，这是一种玩法，我一直以为现在我看电视的时候，总是想着怎么翻译这样的词，“粉丝们，别惹粉丝了，好吗？”还有那个“”，听起来好难听啊！ ” 老者皱起了眉头。 做个鬼脸。

杨怡88岁时，朋友建议给她庆祝生日，但她不同意，仍然不喜欢庆祝生日。 “真是一件无聊的事情，你看我的一些朋友过生日，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死掉了，太无聊了，太累了，心情也不好。如果有人坚持要过生日，还介意的话，我就不会了。”这样做才叫游戏。”

1965年，杨怡和丈夫赵瑞红搬进了这所台大宿舍，并在那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1999年春节凌晨，赵瑞红因急性心肌梗塞突然去世。 这对夫妇永远分开了近二十年。

“我们的家又小又乱，有人说没地方住，但也有人说很温馨。”

12平米的客厅同时也是书房。 窗边有一张写字台，靠墙有一张沙发，对面有一排书柜，还有几件家具。 剩下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不过女主人已经把房间安排好了。 充满了乐趣，沙发上铺着整齐的红地毯，一排木偶坐成一排：大猩猩、猫头鹰、格子套装的小男孩、扎着辫子的黄发女孩……”这是我的玩法之一，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老人热情地说，“我也喜欢收集猫头鹰，因为它们是智慧的象征。”

谈到智慧，这位百岁老人经常引用《基督山编年史》的结尾——“人类的智慧蕴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图/刘洋

杨怡的客房里摆满了书籍，墙上的字画也引人注目，尤其是她在20世纪90年代初请好友于璐留下的鲁迅诗的两行：“怎有没有昔日花开花落的骄傲吗？” ”

“旧时光”可能是这个房间的主题。 到处摆放着亲人、朋友、老师的老照片，充满了一个世纪的回忆。 “丁聪、吴祖光、罗浮、我兄弟……这些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了。” 照片中很多人都已不在人世，但杨轶日日夜夜与他们见面，仿佛老朋友还在身边。 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她会突然站起来认出他（她），是他（她）！

▲1924年4月前，离开成都前，巴金与继母邓景云、兄弟李耀梅（左二）、姚琳（右一）、弟弟采臣（左一）、吉升合影（站在他面前的那个）

所有照片中，杨宪益和巴金的肖像总是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翻译家杨宪益不仅是杨宪益的哥哥，也是她最敬佩的人。 她不止一次强调，“我就是佩服我的哥哥！”； 巴金河是她的人生导师。 从他17岁写信抒发人生苦闷开始，这段师友关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杨轶眼中，“巴金是一位强大的探索者”。

2009年杨宪益去世后，杨益与居住在北京的妹妹、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017年12月，杨敏茹也去世了，享年102岁。杨怡一直很佩服姐姐，“她真的很有才华！她是燕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她的老师是于平波，系里的老师。”导演卢侃如。她和叶嘉莹是同学，姐姐一直英语很好，所以后来就读了中国古典文学。”

▲杨宪益三兄妹有说有笑。 左边是大姐杨敏茹，中间是妹妹杨怡。

杨氏兄妹三人才华横溢，感情深厚。 当然，在特殊的岁月里，他们也经历过悲伤和悲伤。 说起往事，杨轶只是平静地、慢慢地讲述，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 “我哥哥是我们家里最坚强的人，最能压抑悲伤和愤怒，他真的很坚强。当他被批评时，他被要求留在那个院子里。他前面有一块空地，里面放着煤炭。”当时没有煤，一片狼藉，他穿着白衬衫，他们就无耻地往他身上泼墨水，然后点着火，让他去。我想他是因为我们看透了……我们才能做到“遇事不惊，遇事不生气”的心态，冷静地对待一切。并且平静，因为我们走过的路已经很长，经历过的故事已经太多太多了……”

杨轶从小就喜欢音乐。 她还记得在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和姐姐一起学的很多赞美诗。 其中一首《光荣回天》是她最喜欢的：“古时候，有三个心力最强的人，扔掉吧，火里也没有损伤，他们三个会回到哪里去？”最后呢？他们很快就会复活见到他……而我们将永远不会分开，我们会一起生活在美丽的天堂里。”

▲20世纪90年代的杨轶

“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更好”

一百多年前的天津，杨氏家族显赫。 即使在担任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杨玉章去世后，杨家仍然住在租界的深宅大院和花园洋房里。

杨毅出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年”。 她的原名是杨静茹。 “这个名字是老人给我起的，我姐姐叫敏茹，因为我不安静，所以就叫静茹。”

杨轶小时候调皮贪吃。 她裹小脚的母亲在楼下洗了一大玻璃罐葡萄，叫她下楼。 她同意了，然后顺着楼梯扶手滑了下来。 “他们都叫我‘小胖子’，因为我吃得很胖。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真的吃不饱了。”

▲1951年，杨毅与家人合影

我的哥哥杨宪益是家里最受宠的“少爷”。 当时，他正在跟着导师学习汉语和英语，杨宜昌就是他的“小跟班”。 “我哥哥很聪明，七岁就开始写古诗，而且还很会挑对子。当时教课的老师叫‘许建生’。当我哥哥看到它，他立即想到了正确的词：‘开枪杀了他’。”

8岁时，杨毅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子学校。 课程设置相当西化。 除了英语和汉语表演外，还有体操、舞蹈和戏剧表演。 每年，学校的毕业班都会表演著名的英语戏剧。 杨轶指着书架上的一张黑白照片回忆道：“1931年，黄佐临先生在表演《皆大欢喜》（即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女主角金允芝成为了十几年后上海著名演员。”

在女校读书期间，杨轶逐渐成为一名电影迷。 “我妈妈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得看谁在演戏，谁得了奥斯卡奖。反正烂片、色情片不准看，但可以看《巴黎圣母院驼背怪人》这样的文学名片。” ，“所以知识就是由此而来。我就是这样学英语的。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尤其是我哥哥去了牛津之后，我最重要的消遣就是每个星期六去看电影。”

“当时我收集了400多张电影明信片，但文革期间都被烧毁了，一张也没有留下……其中甚至还有奥斯卡影后诺玛。我看了尤金·奥尼尔的《奇妙插曲》（1932），我当时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我很喜欢她的戏剧，因为她从来不演侮辱中国的电影，我们也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说我希望你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还说男主角应该是谁，然后她突然回信给我发了一张大照片，6英寸，签名是真的吗？我把它浸在唾液里，看看是用墨水还是派克钢笔签名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已故的老人把它扔给了我。她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奥斯卡获奖女演员，这是值得的！”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杨轶看了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电影《呼啸山庄》。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20世纪30年代，女演员梅尔演得最好！”

1943年，杨毅读了原著小说，立即被深深吸引。 从此，他萌生了翻译这部名著的想法。 “当时流行读《简·爱》，但读完之后，我觉得这种爱可以超越阶级、社会、生死，一切皆有可能，可以爱一辈子，那就是永恒”我认为它比《简·爱》更好。”

但真正开始翻译是十年后的事了。 梁实秋也翻译了这部小说，并命名为《咆哮山庄》。 “梁实秋的英语很棒，两三个月就写完了这本书。但我总觉得书名不太合适，谁想用《咆哮》？” 给你家打电话两个字怎么样？”

“当时我也住的是破旧的房子，是丙类房子，没人要，一片狼藉，厕所里的东西都坏了，楼下有一个大院子，我碰巧在那时候就两百块钱，就胡乱建了一些树，每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风，对面的山好像闹鬼了，有点吓人。尤其是当我和孩子们独自在家时，那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阵强风吹过我，雨滴打在我的玻璃窗上，感觉凯瑟琳在哭泣，我感觉自己就生活在其中。约克郡荒野里的古屋，不自觉地思考，灵感从天而降！”

当晚，杨轶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20世纪50年代，她的译文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后来，该小说在中国以总译名《呼啸山庄》出版。 杨轶的翻译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为经典。

“我的那本是巴金送给我的，版本很好，但我家里只有红卫兵抄的七本，他们不知道怎么保存。文革期间，有人问我写一篇评论，说我要翻译这本书并宣传它，他们命令我的妻子打开盒子，站在凳子上，然后把盒子里的羊毛和衣服扔到地上。当时，我们宿舍的很多邻居都在围观，邻居们大喊，强盗来了，这东西不好坏，他们走的时候，好几辆自行车的阀门都被拆掉了。被指控煽动群众反对群众。”

杨毅兴趣广泛。 除翻译外，她还创作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 后来，《呼啸山庄》和她的儿童文学都受到批评。

“1959年，我被批评了。我写了《做好自己的事》，鼓励孩子们有序排队，不随地吐痰，讲卫生。结果我被批评了。一位干部说，杨易是个资产阶级有色人种，眼镜批评我们新中国孩子，说他们随地吐痰，然后说随地吐痰有什么不好，说完就吐了，吐完后用脚擦。”

1960年，杨毅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 她在“文革”初期“靠边站”，后来在杨宪益入狱时受到牵连。 直到1972年她的哥哥出狱，她才被“解放”。

在杨毅看来，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是“一个漫长而精彩、令人兴奋的新时期”。 她与赵瑞红、黄尚、王新娣等人齐聚巴金家。 大家有说有笑，似乎忘记了一切。 ”同龄人，“一边聊天，一边想起那场浩劫，我们都笑着说：活着真好！

▲1982年《世界电影》杂志，封面为电影《呼啸山庄》剧照

1982年，杨轶无意中打开了一本杂志《世界电影》。 封面是劳伦斯·奥利维尔和梅尔·奥布朗站在《呼啸山庄》前的黑白剧照。 “我第一次在里面发现了《呼啸山庄》的电影译本，非常有趣，内容和我的译本一模一样。我突然感到非常自豪，对我的妻子说：“你看，先生。 “赵大侠，也是这么看的。”后来，别人都笑我，说这居然是你的抄袭！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盗版，但我还是很自豪。

百岁老人杨毅精神状态良好，保持着一贯的开朗心情。 她坚持每天下午看两个小时的报纸。 她与外界根本“密不可分”。 当她受到启发时，她必须快速写作。 为此，她还特地跟保姆做了安排。 达成了协议。 “因为她负责吃饭，想对我玩各种花招。那天我说，你声音太大了，一直说话，你能不能别说话一个下午？我会把它变成一篇文章如果出版了，版权费就归你了。” 这就是‘买安静’的最佳方式！”

▲1937年，杨毅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在照相馆留影

与巴金昆仲玉言交流

1937年，杨毅从中西女中毕业。 墙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记录了她的青春。 “那张照片是一名18岁的中学毕业生，手里拿着一张毕业证书。我们学校属于卫理公会，和宋美龄是同一个系统。学校给的毕业证书上有金字白底的，当时我们觉得非常珍贵，当然，这个文凭在文革期间被烧毁了……”

墙上的女孩若有所思。 杨怡说，每次回看这张照片，她都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场景——她微笑着兴奋地对妈妈说：“巴金的信！巴金写给我的！”

心情郁闷、彷徨的我在家被严密看守，无法像其他学生一样唱着救世歌曲参加游行。 当时，巴金的《家》已经很受学生欢迎。 17岁的杨毅觉得自己的热情找不到发泄的出口，于是他鼓起勇气给已经名满天下的巴金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深厚感情。 压抑已久的情绪向一位素未谋面的作家表达了出来。 “‘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不是怪人，我不是傻子，我要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 这些话对我影响很深，我觉得我的家和他的‘家’很相似，但我无法像他一样，冲出我称之为‘金笼’的家庭。”

出乎意料的是，杨轶很快就收到了一个格子小信封，里面装着巴金的回信。 巴金在信中称她为“静茹”呼啸山庄，署名“福干”。 巴金就像一个善良诚实的兄弟，温柔地鼓励她要有耐心，说“未来总是美好的”，并鼓励她与当时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的弟弟李耀林通信。

没过多久，杨轶第一次见到了李耀林，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子。 在与巴金家族长达69年的相处中，被当作家人对待的杨轶认识了巴金这个庞大家族的大部分人，但巴金的“三哥”李耀林却是杨轶真正认识的第一个人。生活。 李氏家族成员。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收到了他的40封信。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在每个信封背面的底角写了一个数字（1号或2号……）。当然，我我以为我的信会早到40多封。”

哥哥杨宪益去英国留学后，失去照顾的妹妹杨宪始终感到难以言喻的孤独。 直到遇到李耀琳，她才重新感到幸福。

1937年，一枚日军炸弹袭击了李先生所在的南开中学单身教师宿舍，宿舍不在租界内，他拿起几本书和一些衣服就跑了出去……那时，天津租界的生活表面上很平静，反正我已经中学毕业了，上不了大学，所以我就在家看书，学画画。和两个同学一起跳踢踏舞，无非是看电影、散步、互相拜访，大家都知道这种安逸的生活不会持续太久……但在这个初夏或暮春的天气里。 1938年，我确实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月！”

“七七事变”爆发后，已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杨毅和同学成为“平津流亡学生”。 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 1938年7月，她离开动荡的天津，航行经香港、安南（今越南），终于抵达昆明。

杨毅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昆明。 当时，巴金去昆明看望萧山。 杨轶这才见到了认识已久、断断续续地互通了十多封信的“巴先生”。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很尴尬。”杨轶回忆道。 巴金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不太擅长在陌生人面前说话，甚至有点结巴。 但告别之后，大家又开始在纸片世界里自由交流。

20世纪50年代，杨轶和巴金的交流仍在进行，但由于种种动作，两人的距离拉远了很多，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 两人的书信往来就像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一样，经历了许多坎坷。“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家人被迫销毁了她与沉从文、黄尚、萧山等人的信件。 最终，巴金的信件只剩下23封，她想尽一切办法保存下来。 为此，她受到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叛逆者的耳光。 文革结束后，她与巴金逐渐恢复了书信往来。 1987年，杨毅将巴金在1939年至1985年间写下的60封信收录在《雪妮集：巴金书信》一书中，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而非凡的友谊。

▲1925年，巴金与二弟李耀霖在南京

杨怡去昆明读书后，李耀琳还订了一张她乘坐的去昆明的“太古”轮船的船票，但后来取消了船票。 “漫长的等待是在一封长长的信中度过的，然后是一系列谣言引起的误会，再加上我那个被宠坏的妹妹的胡思乱想，特别是现在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沟通变得越来越慢。没有不管我想说多少话，最后都只能咽下去，导致一系列令人遗憾的苦果，这都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所体会不到的……”

1940年，杨毅与西南联大同学赵瑞红结婚。 1945年，在教师宿舍抱着婴儿的杨毅突然收到来自重庆萧山的来信：“李先生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伤心，希望您不要伤心！ ” 杨依依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

半个多世纪后，她在《李林之梦》一文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命运对我的灵魂进行打击，我没有力量承受如此残酷的碰撞。”似乎曾经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心里，点燃了一盏灯，但过了一会儿，他就吹灭了，转身走开，我想起了他翻译的《悬崖》里的一句话：‘刀就是刀！’”

听唱片曾经是杨轶和“李先生”共同的爱好和秘密。 学英语的李耀琳当时就会给她写歌词。 “现在我已经到了梦想破碎难以拾取的年纪，就像散落在地上的落花，无法弯腰去拾取。想起《梦门口相见》这张唱片我和李先生都喜欢的，我记得在1939年日寇进入租界前留在天津的40封信都化成了灰烬……我只保留了他听的时候写给我的英文歌词《梦门》，竟然成了预言！”

“文革”后，杨毅在上海武康路巴金家里看到了李耀林保存的记录。 巴金的后人想把它们送给她，但她只说：“每当我听这些唱片不哭的时候，我就会再听一遍。”

如今，100岁的杨毅经常凌晨3点醒来，深夜梦到青少年时期的事情。 她习惯听老歌。 “例如，我很喜欢听这首歌“我去了你那里。”你是。你是。我也是。”

▲先生杨毅的笔迹、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参考书籍：《青春的回忆》；《雪倪集：巴金致杨轶书信残存全集》；《灵魂的归来》；《就这样离去：杨宪益画传》；《兄弟姐妹翻译诗》；《李鸾献歌忆旧游》；实习记者倪元伟也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