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国民政府军政时期高度权力集中的结果

北伐时期，宋氏三姐妹是蒋介石亲家联盟的基础。他委托妹夫孔祥熙处理财政部总理事务，在上海的金融贸易伙伴陈果夫成为党务负责人，妹夫有留美欧背景的帅哥宋子文则成为外交部长。这样就形成了蒋家治国、陈家为党、宋氏三姐妹和孔家为银行家的局面。

一切都是为了政治，政治带来权力寻租。正如李鸿章主持清朝洋务运动时所说，财政权、巡检权、采办权，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权力寻租。

北伐战争后民国四大家族，蒋介石开始在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青宁的马三、东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福建的陈济棠等地方强派的斗争中寻求统一。无论是斗争还是争取利益，都需要用钱来完成。此时的蒋介石继承了北洋军阀时期的财政做法，就是以银行为国库。

那么北洋政府的财政究竟如何运作呢？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极其匮乏，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袁世凯拼命扩充军备，增加军费开支。但各地军阀大多称王称霸，不给北洋政府纳税，北洋政府的财政一直是“破财”。在袁世凯看来，银行钱多，他只要开始印钞就行了。因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银行不得不印制巨额钞票，为袁世凯垫付巨额资金。 1913年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仅502万元，到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则更多，1914年发行纸币893万元，1915年发行3729万元。中国银行垫付给政府财政的款项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甚至达4000万元。过度发行纸币必然使银行的信誉受到动摇。

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是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此时他提出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合并，集中现金供袁使用。当时北方早已民不聊生，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市民的恐慌，京津两地持有两行钞票的人士纷纷到银行索要现金，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眼看银行库存岌岌可危，北洋政府国务院于1916年5月下令交通银行和交行停止兑现和存款，以稳定金融市场。

中行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体系中地位重要，历来是支撑总行和全国各地分行的枢纽。张嘉璈和宋汉章提前收到消息，认为情况十分严重，一家银行如果不能履行义务，就等于自噎废食，以后无法开门营业，对银行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研究了此事后，决定“违令而行”。

宋汉章一方面去找相关律师咨询相关法律依据，做到理直气壮、有节制；而张嘉璈则联络南方三行等同行，商议对策，要求他们在这关键时刻支持中行。南方三行多为中行股东，有共同利益，自然联合起来支持中行。张嘉璈还联络外滩上的外资银行，寻求支持。外资银行深知中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一旦中行垮台，整个局面将无法收拾，对外资银行同样不利，必然影响在华外国人的利益，因此也坚决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令的立场。

他们估算，当时中行库存白银有200多万两，恐怕不足以应付，于是便与外行签订了200万元的透支合同，做好一切准备，绝不让储户失望。为此，张嘉璈还特意拜访张謇，决定成立中行商股会，以张謇为会长，并在报纸上宣布，上海中行的业务将交由商股会管理，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以兑现。

5月12日，交通银行遵照北洋政府命令，停止兑现纸币，引起民众普遍不满。但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的中国银行，却继续兑现纸币。尽管如此，中国银行门前依然人头攒动，等待兑现纸币的队伍排了好几条街，有上千人。

在整个上海挤兑事件中，只有以张嘉璈为首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没有出现挤兑危机，保证了广大储户的存款不被损失，从而赢得了金融信誉。

北洋军阀被北伐战争推翻，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财政运作有何变化？

后来，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上海银行联合总会召开会议，商讨如何给浙江籍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找麻烦，张嘉璈等一批江浙巨富代表向蒋介石的代表张静江递交了效忠书，表示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财政支持。

张嘉璈留学日本时，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梁启超交往甚密，从日本回国后，在邮电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上海光复，他参与组织“中华民国协进会”，还参与民主党、进步党的成立，还担任过北京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他为了弃官从商，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可见他不喜欢政治，但政治却很喜欢他。政治离他太“近”，他处处都感到不自在。

蒋介石过分把中行当成自己的“钱袋子”，和北洋政府一样，无休止地向中行要钱，对无休止的内战十分反感。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成立金融顾问委员会，请他担任副委员长，联络江浙财阀，向孔祥熙建议国家降低银行垫款要求，反对把银行当成国库，这让蒋介石很不爽。

1935年金融改革，蒋介石开始背弃他，从他手里夺取了中国银行，把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为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同时强迫政府增发股份1500万元，使官股达到2000万元。又把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行长，实际上剥夺了张嘉璈的实权，只给他一个空头头衔。张嘉璈事先对如此大事毫无所知，一怒之下拒绝就职。后来，蒋介石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便将他纳入内阁，半年后又任命他为铁道部长，以笼络人心。张嘉璈深感中国铁路的迫切需要，便接受了。从此，他离开了中国银行。

1938年初，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嘉璈出任交通部长。此时首都已迁至重庆。抗战八年，张嘉璈制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打算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务。为此，先后发行了一亿多元公债，修筑株洲至贵阳的湘贵铁路、南昌至萍乡的浙赣铁路。后来又引进外资，先后借入3000万英镑外资。可惜抗战爆发，整个计划没能全部实施。在战争环境下，铁路修不成，他这个交通部长也就无计可施了。 1943年，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去交通部长一职，并于同年9月赴美国考察中国战后经济复兴方案。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财政盘子又出问题了，又和宋子文闹翻了。于是就不要脸地想利用他，多次电报他回国。最初是要任命他为中央银行行长，还请他兼管财政，但都被张嘉璈拒绝了。不久，蒋介石急于夺取东北的胜利果实，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司令部，下设政治、经济两个委员会。蒋介石未经张同意，就宣布由张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中长铁路董事长，同时紧急电报张嘉璈立即回国。张嘉璈不愿再出来，蒋介石只好请他吃午饭，安慰他。 张无法忍受蒋介石的“蘑菇战争”，只同意接管至接管完毕，便与熊式晖一起飞往长春。

但要接管东北并不容易。当时东北在苏联红军手中，苏联红军不想把东北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认为抗战时期张嘉璈在重庆和周恩来“交易”得很好，共产党马上就要占领东北了，所以不得不用张嘉璈做中间人。但事态的发展并不是张嘉璈这个金融专家能决定的，所以尽管他付出了努力，还是没能完成使命。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已成为内战主战场。张嘉璈在东北无事可做，而大陆的金融通胀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于是又让他担任中央银行行长。这次他只干了半年就真的辞职了。 当时正是“金圆券”时代的前夕，国民党很快就要完蛋了。

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和工业，但最终一无所有。1949年出国后，他托朋友把在上海的书籍全部卖掉，把钱汇给他。他在美国任教时，因为学校太远，想在学校附近买房，但又缺钱，就向同样在美国的贝祖义请教。贝知道张从来不找朋友借钱，就四处奔走，为他组织了一次“聚会”。陈光富、李明、贝松荪、项康元、吴昆生等人每人拿出1000美元，共计11000美元，送给了张嘉璈。

在他离开大陆前，曾流传过一个笑话。在国民党的一次立法会议上，有人提出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三人借10亿美元，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其实孔、宋二人很有钱，张嘉璈也是有钱人尽皆知。他离开中行时，领到的退休金有16万元，而当时他已经负债6万元。张嘉璈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请派人彻查我的财产，如果我的私人财产超过我在中国银行领到的退休金数额，我愿意捐献给国家。”

1949年4月赴澳大利亚，任悉尼一大学教授，1953年后赴美国任教和从事经济研究。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张嘉璈档案馆中，曾发现1939年10月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秘密报告。报告显示，蒋介石资产6639万（809万美元），宋美龄资产3094万（377万美元），宋子文资产5230万（637万美元），孔祥熙资产5214万（635万美元）。鉴于情报部门调查的目的并非公开发表声明抹黑国民政府高层官员，因此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张嘉翱的人生经历与《北平无战事》中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十分相似，他们都怀着家国情怀、世界情怀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亲眼目睹了北洋军阀、国民政府的腐败导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也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战胜美国、赢得世界尊重。

张嘉璈是四大家族资金流向和具体金融状况的专业历史见证人，这位一生居于中国金融核心却始终清正廉明、无私奉献的金融家，有着足够的可信度。

蒋介石父子退守台湾后，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任命清正廉明、大公无私的陈诚出任台湾省省长，大刀阔斧地推行反腐改革，孔祥熙、陈氏兄弟凭借积攒的财富，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宋家三姐妹的命运各不相同，但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后来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后，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涉及四大家族的财产、贪污调查，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证据，案子不了了之。孙中山设计的训练、军事、宪政三个阶段，监察权的设计很重要，但他的政治遗产继承者们，不但抛弃了新三民主义的信仰，还学习了纳粹统治制度，让民国重回独裁。晚年的蒋介石总结自己的失败，说国民党是自己败的，失败的原因就是接受了抗战的胜利，贪污腐败，让全党失去信仰、失去理想。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特意把黄炎培等人邀请到自己家里，谈了一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这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言：“我活了六十多年，别说听到的，就是亲眼所见的，真所谓‘其兴则迅速，其衰则突然’。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许多单位，都没有逃脱这种周期的支配。一般说来，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专心致志，什么也不细心，没有人不努力，也许当时困难重重，千死千寻，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千死千寻。后来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开了。有的惰性久了，自然就惯性占了上风。从少数变成多数，然后趋势就形成了，即使用很大的力气，也无法扭转，更无法补救。也有地域一步步扩大的情况，它的扩大，有的是由于自然发展；有的是由于政绩欲望的驱使，强行发展。 当干部人才逐渐枯竭，难以应付时，环境就更​​加复杂，控制必然薄弱。历史上就有“政治懒惰而官运亨通”、“领袖死后政治垮台”、“贪图荣辱”的例子。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循环。从古至今，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是你们希望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循环的控制。”黄炎培的言辞诚恳而又坦荡，毛泽东高兴地回答：“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可以跳出这个循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担当，政府才不会在领袖死后垮台。”毛泽东的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综上所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未能走出历史怪圈，而共产党却始终坚守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承诺，走出了一条权力运行透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