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100 周年：继承五四精神，担当复兴重任

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着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为什么会爆发？说白了就是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运动的影响和作用，确实是翻天覆地的，载入史册的。五四运动的功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开辟和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下，在俄国革命的号召下，在列宁的号召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已经有了一大批拥护俄国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是运动的右翼）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是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就不只是知识分子，还有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参加，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 自从中国历史上开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轰轰烈烈的文化改革运动，和它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的表现形式是分不开的。当时，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发展，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出现了一个由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庞大阵营。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运动中的“关键少数”，成为运动的实际发起人、鼓动者和组织者。几十万最先觉醒的爱国青年学生勇敢地站在运动的最前线呐喊助威，战斗奋勇，发挥了“先锋队”和“主角”的作用。（同上，第565页）觉醒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取得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进一步联系“五四运动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也为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准备了思想和干部”（同上，第700页）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24期）的论述，那么，当我们反思、比较五四运动与历次革命的区别，当我们深刻梳理五四运动的精神脉络时，我们有理由充分认识到，五四运动的确比历次革命前进了一大步。充分认识到五四运动的确比以前一切革命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五四运动同其后一百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二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它给中国现代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从形式上看，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和社会发展来看，它的作用和影响却远远不止于此。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选择、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走向、伦理道德教育等诸多领域，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的作用尤为突出。

五四运动的基本核心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注入新的世界观因素的结果。“振兴中华”的口号，最早是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兴中会宣言》中提出的。此后，大多数爱国人士都以此为终生奋斗目标。可以说，此后中国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一切进步和成就五四精神是什么，都受此驱动和鼓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五四运动概括为三点，即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无私奉献的社会责任感、追随时代潮流的科学民主精神。

五四精神的形成及其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巨大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五四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大门，从而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和走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先锋地位的根本原因，也是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现代性”的鲜明界标。

众所周知，自从打开国门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在不断向西方学习，追求进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戊戌维新，无论是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中国始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运动没有跨越旧思想的藩篱，没有先进的世界观作为指导，所以不可能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而五四运动则不同。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就率先在中华大地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写下了《老百姓的胜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等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五四运动时期，邓中夏、张太雷、陈潭秋、瞿秋白、张闻天、周恩来、沈泽民、马军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五四运动后，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宣布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随后，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它的传播过程虽然并不顺利，但经过多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消失或不复存在，而是以强大的势头迅速在中国流行起来。

五四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工人阶级中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确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事实上推动了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步伐。

今天，当我们回首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时，不难发现，前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不容置疑的。这个结论是：五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特别是那些已经开始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到劳动群众中去宣传马列主义，进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条件、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这个结论的价值之一，就在于揭示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

三

“在中国的文化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则不然。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产生了一支全新的文化力量，这支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军的“领袖”的资格，就落在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而“这股新生力量，无论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无论是戏剧、电影、音乐、雕塑、绘画）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支新的文化大军，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都带来了一场大革命。它的声势和威力之大，简直是所向披靡。它的动员之广泛，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铁的事实。”（同上，第697-698页）虽然资产阶级顽固派这时毫无常识、狂妄无比地高喊：“收起”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却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雷霆之势席卷了全世界，并保留了其美好的青春。 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概括这一点：“自从科学的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中国革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的指导，就永远不能胜利，何况革命的最后阶段呢？所以资产阶级顽固派才叫嚣着要‘废除’共产主义。”（同上，第686页）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对于中国的社会改造和文化建设，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了许多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各阶段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共产党出现前后的区别”。（同上，第559页）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出现，是中国民主革命由屡遭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彻底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中国“两步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出现前后”民主革命各发展阶段特点的“最重要的区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共产党人有勇气、有信心、有能力实施这个宏大的“两步走”纲领呢？ 毛泽东同志说，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才能够“走历史的必然道路”。（同上，第559页）

四

严格地说，五四时期有两种思潮，一种是革命的思潮，一种是反动的思潮。我们不妨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中，来看一下这两种思潮的较量，以及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选择的历史决定性。

一个时代的文化方向选择，不是某个思想家一时兴起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思想家可以移植、照搬外国模式的。文化方向选择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和历史变迁的结果。五四时期的文化大辩论，本质上是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如何进行改革的文化大辩论。为什么五四时期保守派抵制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会失败？为什么同样认为保守派的观点是“盲目言论”、极力主张文化“全盘西化”的以傅斯年、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人，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为什么反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谴责资本主义腐朽没落、主张利用中国古老文明、吸收一切西方文明来建设所谓“新文明”的梁启超、张君劢的折中方案，也成了泡影？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文化方向的选择未能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总趋势取得内在的一致性。因此，虽然五四时期也出现过不少“救国”、“重建文明”的“方案”和选择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路线图”，但真正触及痛点、真正契合中国国情、真正对未来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具有实践作用的洞见，还是出现在那些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其前身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思想家中。

瞿秋白说：“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各种问题都产生了。‘文明问题’已不只是书本上所讲的，而实际上已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所解决了。”（《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问题》，《东方杂志》第21卷第1期，1924年1月）他还说：“东方各民族只有经过世界革命，才能避免殖民主义的祸害，才能正确地把科学应用于广大劳动人民，打破宗法封建制度的残余，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发展。”“因此，必须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正确方法运用到实际运动中去，造福于劳动人民……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新文化。”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可见，文化问题的创新命题，是作为政治、经济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指导而存在的，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马克思主义命题是最具有可行性的。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革新问题所作的回答。陈独秀开始抛弃“全盘西化”论的影响，在驳斥新旧道德调和论的同时，开始指出西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都是“私制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的光明前途，在于抛弃私制下的一人、一阶级、一国的利己主义旧道德，发展公有、互助、怜悯、利他的新道德。”（《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期）李大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作了科学理性的分析。 他认为“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最高道德要求的本质才被正确地阐明，阐明它的两位学者是达尔文和马克思。”（《物质变化与道德变化》，《新动向》1919年12月第2卷第2号）李大钊在《从经济方面说明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一文中，不仅分析了中国新思想代替旧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明确指出近代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社会大变革。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知道，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中，正处于将要成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当研究怎样使世界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工人发生关系。”“新的思想是适应新的经济地位和新的社会要求而产生的。” （《从经济学角度说明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1月第7卷第2期）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光辉前景的预测，尤为可贵。

五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五四前后东西文化之争经历了一些曲折，虽然中国的文化复兴比其他国家更加复杂，虽然在文化战线上奋战的先进战士在理论上还不够深入、不够宽广，但是，五四以后，没有一派能够像早期共产党人那样提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观点和主张，没有一派能够像早期共产党人那样对中国未来文化选择的蓝图作出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准确的勾勒和判断。这个“先驱者的遗产”是“革命史上的丰碑”，它代表着五四运动的方向，代表着当时文化战线的最高思想成果，代表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学界早已习惯于把五四精神简单称为“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确实高举着“民主先生”和“科学先生”两面旗帜。但从五四运动看，不难发现，虽然他们都主张“科学”和“民主”，但各派的实际含义却大相径庭，相差甚远。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进化思想、西方民主主义等各种理论。其中，只有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运用新的思想武器，把目光投向了科学唯物史观和工农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赋予了五四运动真正的灵魂。

这个结论是符合现实的，不仅从大量的五四文献中可以得到验证，而且从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社会与思想文化历史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是激励人民在新时代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当我们总结、回顾一百年来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变革关头的五四运动，以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为核心，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和现代社会制度的选择提出了科学要求，鼓舞了新生阶级力量的代表人物勇敢地登上历史舞台，预示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将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宣告了不屈的中华民族将迎来伟大复兴。

历史的足迹在那里，历史的篇章在那里。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五四运动三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四运动六十年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踏上了民族复兴的新征程。这些变化，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这一飞跃的事实本身，证明了从五四运动开始的现代中国文化“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才能领导，任何其他阶级的文化思想都不能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这一论断的极端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我国社会进步的无比科学性，证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进程赋予的必然性和必然性”（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这一论断的极端正确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易事、高调实现，我们要做好更加艰苦卓绝的努力准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重，矛盾风险挑战多，治理考验前所未有。我们要赢得优势、掌握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必须用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去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这是我们战胜敌人、永葆青春活力的法宝和基本经验。

当代青年是与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这代青年面临的新时代，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代。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表彰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一个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远奋斗’。我们共产党就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现在继承了，将来还要继续继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人难得的历史机遇。每一位青年人都应该珍惜这个伟大的时代，努力做“永远奋斗”这一光荣革命传统的继承者。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时语重心长地说出了这样的话：“青年们纪念五四运动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开拓者、开拓者、贡献者。要以坚定的信念、良好的道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肩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耀眼的时代光芒。”（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我们要牢记这句贴心话。